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

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国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间接式的机制来维系"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这种机制使得边疆整合程度较低,边疆形态具有了突出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随着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主权体制、中华民族建设和统一性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边疆类型。边疆架构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变,但从具体层面来看,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认同整合、社会整合、法治整合、族际整合和发展整合等多个维度的边疆整合问题。     

北部边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

在共同缔造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过程中,中国疆域内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相联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对这种民族关系的精炼概括。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其疆域与周边民族地区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促进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的历史发展进程。在北部边疆,伴随着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边疆范围也出现反复波动,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北部边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与辽阔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中国边疆政治视阈中的跨界民族问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和广阔的边疆地区,因此具有治理边疆的丰富经验。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民族分布的突出特点是汉族居于中心区域,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疆地区。近代以来连续不断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是导致我国边疆地区出现跨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边疆政治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政治,跨界民族跨国界而居的特点使得跨界民族问题不仅会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领土主权和边疆安全,而且可能影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因此,跨界民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边疆政治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民族国家视阈下我国“西北边疆”的生成与政治地理意义

近代以来,我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治理过程中,对“西北边疆”的认识与界定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传统封建王权国家被迫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结果,既符合我国政治地理的演变历史,也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边疆治理观念发生变化,首先在由传统“塞防为主”国防布局向近代“海防、塞防并重”的国防布局变迁中,维护西北陆权是伸张海权的基本前提;其次,西北边疆由国内地缘政治要素向国际地缘政治要素升级;第三,两个层次的“西北边疆”具有特殊重要的国防意义。至此,确定西北疆界、守卫国土成为近代以来我国作为民族国家对西北边疆治理的主旨。     

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及其演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边疆研究逐步进入到人类学视野之中。全球化时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走出了民族国家知识体系框架，通过阐释边疆空间变化所带来的不同社会关系和可能性结果，继而形成了“从边疆看世界”的鲜明的人类学叙事特征，内容包括边疆空间意义的地缘政治变迁和主体意义的生命政治形成，前者描述了边疆社会变迁和政治秩序的变化，后者则描述了边疆区域不同群体的社会实践以及相应治理技艺的演变，一同构成了全球化时代边疆“内”与“外”关联的多层面理解。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叙事，对中国边疆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边疆治理视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几乎每个少数民族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互嵌式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形成并保持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两种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边疆的治理效果,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和国家整体的发展速度。加强文化整合,把民族文化整合进中华文化之中,以中华文化指导和引领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出台惠民经济政策、强化对中华文化教育、提升对中华文化的“增量认同”、加强中华文化对民族文化精髓的吸纳能力、推介拥有民族文化精髓和特色的中华文化于世界等措施,以此强化并保持边疆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民族文化认同,提高边疆治理效率,节约治理成本,有利于民族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以及国家的整体发展速度。     

国家的疆域：性质、特点及形态

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中展开的。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纵观人类历史，国家不仅将占有一定的疆域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条件，而且总是努力地维护自己的疆域，甚至不断地去拓展自己的疆域。在人类活动的范围不断拓展和国家自身不断发展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国家的疆域也处于变化之中，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呈现不同的形态。在民族国家时代，主权成为国家这种政治形式的本质规定。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国家的疆域也可划分为主权性疆域和非主权性疆域两种基本的类型。国家为了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疆域，并充分发挥疆域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就必须对疆域进行管控和治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对疆域的管控和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大主题。     

边疆治理视野下跨界民族成员的身份选择与公民身份建构——以云南省为例

处于国家中心之外、疆域之内、跨国界而居的跨界民族是国家疆域治理的特殊对象。在国家建设过程中通过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公民文化等途径构建跨界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时,边疆社会落后、文化心理联系薄弱、现代政治文明缺乏等状况导致了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公民合法权益未能匹配的客观现实,并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身份选择困境与国家认同问题。跨界民族成员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与事实公民权益的匹配当是实现国家边疆治理的客观基础。     

试论民族国家的演进及现状

现代民族国家应包括以下三个关键因素：人民、领土以及有权统治人民与领土的政府。关于民族国家起源的理论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种：即融合论、冲突论、折衷论和权力中心论。“主权”概念在民族国家的研究中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民族国家的作用及地位受到了挑战，国际或地区性组织的影响和重要性增强，但民族国家仍是全球体系中的主角；民族主义的复兴对民族国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既相互联系又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国际环境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已经影响到国家的结构和功能，这种影响在2l世纪将继续发展下去。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民族分布格局同地理生态结构的一致性,加之历史上"华夷之辨"的疆域治理范式,形成了中国异质性和碎片化的传统边疆。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开启和推进,原本隶属于不同族体的各边疆版块始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被解构和重组,并通过"人"的维度实现了"地"的整合。这既是边疆属性从"民族性"到"中华民族化"的转变过程,也是边疆格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转变过程。但就目前境况来看,中华民族"多元"的结构性特征不断固化,而"一体"的国族属性相对虚化,使得这种疆域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因此需要重新调整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走向。     

论网络政治动员

国家、社会团体或个人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利用网络技术平台进行的网络政治动员,具有迅速快捷、影响范围全球化、政府控制困难等特征.网络政治动员既能促进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效度,也对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并为一国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最便捷的政治传播技术平台.国家一方面要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民主政治的充分参与性,积极回应网民合理的政治诉求,引领积极的网络政治动员;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制动"措施,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果断瓦解破坏性和颠覆性的网络政治动员.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

结合经济全球化的特征 ,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民族、地域观念及政治文化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并提出了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重点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性、时代性及自律性。     

国民党训政失败的原因探析

国民党在大陆的训政是失败的,没有使中国走上宪政之路。国民党训政失败,既有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国民党政权制度化水平低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国民党本身和孙中山训政理论预设方面的主观原因。     

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

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现代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医疗史可以看成政治史的一种表述方式。中医在1949年前后的兴衰是和民族国家观念相联系的过程。作为传统文化,抑或封建文化的残余,中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中医的兴衰与政治运动、"国家"界限的确立密切相关。     

全球化背景下的“安全”:一种概念重构

基于全球化背景,国际关系学界对“安全”概念进行了重新建构。其核心就是“延伸”和“拓宽”现实主义国家安全观。“延伸安全”就是从垂直纬度上将安全的指涉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这导致一种对“安全”概念的综合化和多学科的定义。     

论《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及其法律意义

国籍是伴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所形成的世界体系的建立而出现的,是基于国家主权、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用于区分不同国民或者公民的一种法律概念。历史上促使我国第一部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订立的直接因素,源于清政府希望为海外华侨提供延伸保护,这一历史背景,致使法学界对它的研究大多从侨务政策的单一角度出发,围绕着国籍法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然而,从法制史的历史视角看,第一部国籍法的制定标志着大清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开端,应具有更为深远的法制意义。若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讲,国民身份建构又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一环。现代国家与古典国家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确定的国家领土范围以及清晰的国民身份。在传统中国的认知之中,对外只知"天下"而未知有"国家",对内自称为"子民"而不知为"国民"。国籍立法关涉现代国民身份之法律资格,从这种意义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新政改革后期,出于被动适应现代国家政治运作逻辑和主动解决统治危机之需,晚清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中进行国民身份立法的尝试。然而,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应是构建稳定的国家秩序,在尚未解决生存危机的背景之下,这种尝试注定难以成功。从条例的文本内容上看,该条例依然与现代国家成熟的国籍制度相距甚远。尽管《大清国籍条例》的立法尝试并不成功,但是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国民身份意识的萌发。一直以来,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人口管理是中国从古至今的传统,而国籍法的首次颁布将能够为"个人"脱离"户",拥有独立的身份,提供可能性。从法制的层面上讲,《大清国籍条例》的制定与颁布,使得"个人"身份具有了制定法意义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从户籍到国籍,从臣民到国民,传统儒家的伦理秩序替换为现代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逻辑,这部法律关涉"中国人"之法律身份之确立,为后来中国现代国家的兴起埋下伏笔。     

从国家、世界、人性到政治——施密特对政治概念的建构

卡尔.施密特究竟如何建构其政治概念,这是把握其政治概念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在从国家到政治的论述进路中,施密特始于对国家的分析,延伸至对世界的把握和人的定位,终于其政治概念的建构。文章把四点(国家、世界、人性和政治)连成一线,作为理解施密特建构其政治概念的基本线索,并在依次解读施密特的国家观、国际观、人性观、政治观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其政治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及其限度。     

民族国家是否已经过时——对全球正义的一种批判性考察

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文化多元主义思潮对现有的民族国家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很多研究全球正义的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但是,构成全球正义观念基础的世界主义理念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世界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抽象的个人概念,而不管这些人是属于哪一个种族、文化社团、宗教群体或者民族国家,实际上,我们都是作为特定的社会身份的承担者而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真正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民族国家就是保障和实施个人政治经济权利的最重要的政治舞台。虽然民族国家对本国公民承担着特殊的义务,但是在解决诸如经济不平等等许多全球性问题的时候,民族国家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近代民权观念的肇兴

民权观的特性是由国际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所决定的。中国近代民权观包括革命派与改良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要有一系列复杂的前提条件的;民权革命为民主政治建设开辟道路,但不能等同于民主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必须立足本土,适应各民族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需要,适当地借鉴外域经验,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重新整合政治资源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这体现在以“民权”为核心的新的国家形态的建立。     

全球化与中国国际政治文明的建构

全球化与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互构统一的过程.笔者借助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内政治也分为两个层次,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国内和国际两层内涵,而且国际政治文明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总体而言,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文明建设主要面临经济全球化、WTO与和平崛起这三大挑战,这就涉及到中国"主动融入"、"民主建设"、"按规则办事"和"发挥积极作用"四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