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家族流源新说

一代大儒王阳明,史家对其家族流源说法不一,疑义颇存.新近发现的<虞南达溪王氏宗谱>(淮泽堂梓,10集本)和嵊州<东林王氏宗谱>,为王阳明家族流源提供了新的说法:王阳明是王导后裔,其先祖从琅琊徙山阴,由山阴迁剡地平溪,平溪迁东林,东林迁上虞达溪,后迁余姚,且非太原王氏、三槐王氏支系.     

晋宗室诸琅琊王分封世袭综论

琅琊王氏与晋宗室诸琅琊王长期的政治协作 ,给琅琊王氏凭借地缘政治之优势干预朝廷政治提供了便利。故琅琊王司马睿以琅邪王之身分即位后 ,琅琊王氏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优遇 ,而且在日常之生活中似乎也很少受到朝廷礼制之限制。琅琊王氏政治之日趋强盛不仅会引起朝廷之猜忌 ,而且也会招致其他士族群体对其政治之不满 ,为减少琅琊王氏借地缘政治之便利对朝廷政治实施干预 ,故在宗室诸王之世袭继统问题上尽可能避免以琅琊王之身份入纂帝位也便成为一种可能。围绕着宗室子弟即位前后之承嗣袭封 ,不同士族群体之政治倾向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纷争 ,也便成为世人关注之焦点     

王羲之辞官原因新论

王羲之是因为和王述矛盾激化而辞官的传统说法不全面.王羲之与司马昱之间、琅琊王氏和司马氏之间,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以及它们与东晋权臣桓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导致了王羲之的辞官.所以说,王羲之的辞官是东晋门阀士族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简介

聊城大学文学院王连儒教授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2013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以汉魏六朝时期瑯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为研究主体,以朝代先后为轴线,以婚姻政治和学术文化为坐标,以所处朝代发生的重要历史及政治事件为参照,同时兼顾到士族间的婚姻政     

历史时期琅琊区治变迁述论

今时，每每提及琅琊，时人无不想到秦始皇琅琊石刻、东晋世家大族琅琊王氏、书圣王羲之以及欧阳修笔下的琅琊山。可谁又能想到琅琊曾长期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历经数次变迁。本文主要通过对琅琊的区治变迁的阐释，以助今人对琅琊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     

晋、宋易代与琅琊王氏政治--兼论王、谢二族之政治矛盾

晋宋之政治更迭给东晋以来诸如琅琊王氏这样的士族群体在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不仅表现在新朝政权对这些旧的士族政治群体在权利上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随着门阀政治的逐步崩解,以往士族成员之从政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晋入宋的琅琊王氏成员在政治上虽然仍然受到朝廷之重视,但他们的参政不仅受到皇权政治的严格限制,而且其本人参与朝廷政治的信心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处于易代政治之际的琅琊王氏成员的这种政治得失,以及由此给家庭成员乃至朝廷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外,王、谢二族对待桓温逆乱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因这种不同政治取向所产生的矛盾,亦可看出以往相对独立的士族政治,而此时必须借助于皇权政治的影响方能彼此展开争斗的现实.     

《诗品》“贵公子孙”疏证——兼论王融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

魏晋六朝之际,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渐趋衰落,武兴沈氏逐步兴起,这代表了当时门阀士族发展之大势。王融、谢月兆和沈约以贵公子身份相号召,文人影从,永明体新诗的创作成为南朝诗坛一道靓丽的风景。沈约与谢月兆对永明新体诗的贡献向来为学界所认可,而王融因理论不显、创作不著而被学人所忽略。实际上,王融对永明体有首创之功,他对永明声律论的贡献不容小觑。     

文化视阈下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兼评《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

从学术文化视角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构成,对于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并不鲜见;但将家族文化承传和学术走向作为研究家族政治与伦常婚姻发展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家族学术特征和文化承传探讨家族政治和伦常婚姻发展存续的内外在特点,则表现出《汉魏六朝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与婚姻文化研究》一书独特的视角与思维。该书涉及范围广泛、触及问题众多、史论探讨详尽,无疑为此类课题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个案尝试。     

明清新城王氏家族盛衰探析

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元末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为煊赫明清两朝的世家大族，然而却又在300余年后呈现衰败之势走向衰落，这其中包含诸多因素。通过从政治、经济、婚姻、教育四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其家族兴盛之因，继而又从内外部环境方面探微其衰落源流，进而为后世家族发展提供借鉴。     

冲突与平衡——达洛卫夫人的“双性同体“性格分析

克拉丽莎.达洛卫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代表作《达洛卫夫人》中的女主人公。虽为上流社会一名普通的中年妇女,却体现了伍尔夫关于人的现代主义创作理念。小说中她为生活而生活,和现实认同,小心地平衡着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在本我、自我和超我人格上的冲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作者所提出的"双性同体"诗学内涵。     

资本主义帝国——埃伦&#183;M&#183;伍德对美国的解读

伍德认为,"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它与传统帝国不同,属于新的帝国。传统帝国的统治模式是殖民主义,超经济手段(军事征服、政治统治)成为帝国统治的主导力量。新的帝国的统治模式是资本主义,纯经济手段(资本原则、市场机制)剥离于超经济手段,成为美帝国主义统治的主导力量。伍德还认为,由于资本的特性,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比以往更加需要民族国家,因此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都加强了对民族国家的控制,形成了一个等级制的全球国家体系。她特别提到了美国目前出现的"无限战争"战略,认为这也是为维护美国的霸权服务的。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上善若水 至诚至真——读汪曾祺《金岳霖先生》

大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学贯中西,治学精深,为一代名师。也是一位个性鲜明、为人天真、幽默风趣的真人。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可见一斑。     

语言、性与殖民心态的失落——解读库切的《耻》

语言殖民和性占有历来是胜利和权利的象征,是民族侵略和种族歧视的典型特征。《耻》的语言是平实无华的英语,然而却不时揉进多种外语词语或短句;《耻》的内容由一系列让主人公卢里教授感到耻辱的事件构成,而这些事件都是和性有关的。库切正是利用语言学教授的语言能力弱化、情场失意、创作歌剧失败等显性事件隐喻其殖民心态的失落。     

用企业文化营造和谐企业初探--以连云港新东润港务有限公司为例*

企业文化是凝聚员工思想、提高员工素质、展现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社会影响的有效途径和根本保证,结合连云港新东润港务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做法和经验,阐述了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对于构建和谐企业,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     

新时期美国网络空间战略和中美网络空间关系

近年来,网络空间已成为各国关注的重要的行动领域。美国作为网络空间中最为重量级的国家,其网络空间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撰写于美国总统换届之际,对奥巴马政府的网络空间战略进行了梳理和特点分析,对新一届政府网络空间上的政策倾向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最后分析了中美网络空间关系的进展和未来可能存在的问题。     

司法权力的限度——以美国最高法院与妇女堕胎权争议为中心

在“罗伊案”(1973)中,以妇女堕胎权系宪法隐私权为由,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全美46个州的反堕胎法,认可了妇女在胎儿存活期之前的自由堕胎权。由此,反对妇女堕胎权的生命权利运动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限制甚至是推翻“罗伊案”的政治游说和司法挑战。在“凯西案”(1992)中,最高法院维持“罗伊案”的基本判决,同时也认可了各州对妇女堕胎权的种种限制。从“罗伊案”到“凯西案”的发展表明,最高法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司法干预,效果极为有限,而且,司法一旦介入,又因其自身的逻辑使之难以脱身。     

收益&#183;成本&#183;市场环境——浅析中国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经济动因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广电传媒市场也逐渐成熟。旧有的体制越发不能适应新时期中国广电传媒的发展,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的变更,中国广电传媒市场的潜在收益将会增加,潜在成本将会降低,相关的外部市场环境将得到较大改善。     

模式中的模式——关于《倪焕之》的叙事模式

20世纪初，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们以“匹夫有责”之精神，探索寻求强盛国家、改造社会的道路——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雨。在知识分子们普遍的反抗、逃离中，倪焕之的追求（行为）有其普遍中的特殊意义。“失败-构建-失败”的模式本身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包括作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