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缘情"说的现代误读

现代阐释者认为,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说以抒情为诗歌本质,摆脱了儒家诗教的传统,使诗歌抒情不受儒家礼义束缚,诗歌的功用也不再以儒家风化为本.但由<文赋>"诗缘情"本义及陆机以儒为本的思想可知,"诗缘情"之现代阐释与陆机原义存在偏差.现代阐释之"诗缘情"说的理论观念不属于陆机时代,而至齐梁时始真正出现.因此,现代阐释实是对原典本义的误读.     

论“缘情绮靡”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缘情绮靡"是陆机诗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历来评价最为歧异的诗学范畴。如果从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考查,"缘情"指诗歌的发生过程,"绮靡"是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理论内涵上,"缘情"是情、志、理的统一,"绮靡"是文辞、音韵、情感的统一。不仅"缘情"说深受佛教"格义"的影响,而且"绮靡"说也烙有佛典文风以及梵呗经音的深刻印记。"缘情绮靡",既植根于魏晋诗学,包涵着对缘诸生命冲动之情的肯定,也凸显了诗歌风格华美,音调圆润,标志着"文学自觉"的深化,且深刻影响了南朝诗学。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诗言志"与"诗缘情"辨疑

儒家的“诗言志”与陆机倡导的“诗缘情”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艺观。“志”与“情”,“言志”与“缘情”各有其内涵和侧重,对诗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能够而且需要统一在诗歌艺术中的美学思想。     

试析陆机"缘情"说对文艺理论的贡献

陆机在《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说,此说对诗歌的本质特征有新的理论概括,与先秦以来传统的"言志"说有实质性的区别。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明确地阐述了作家的社会生活、主观情感、创作三者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的审美特性诸理论。这些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刘勰与缘情说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使缘情说成为系统理论的是刘勰。首先他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以“情”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而不限于“诗”;其次,他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再次,他在创作规律的探求中,揭示了情感的效应。刘勰的情感论是缘情说的完善和深化,因而与诗言志说拉开了距离。     

“诗言志”与“诗缘情”论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诗歌理论。但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都只是对诗歌的片面认识,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算是较为完整的诗论。但二者的关系却并非是平行的、对等的,即二者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诗歌的本质,而是因为它们在纵深向上,在不同的层面上揭示了诗歌的产生及其本质。对于诗歌的产生而言,言志说揭示了其充分条件,缘情说则指出了其必要条件。而对于诗歌的本质而言,从言志说到缘情说,是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一种深化。符合人们认识事物从流到源、由表及里的一般规律。     

玄学与陆机《文赋》“感物缘情论”的内涵及其诗学意义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后代很多诗论家认为这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言志”观的突破,因此从“诗言志”的角度,对这一诗学观念进行了诸多批评.这种批评的实质是将“诗缘情”作为与“诗言志”相对立的诗歌本源论.但是从《文赋》与陆机的诗歌创作实践来看,“感物”才是陆机的诗歌本源观,而“缘情”乃是一种艺术论,两者具有内在的关联,构成了“感物缘情”的诗学理论.这一诗学理论既是陆机对魏晋以来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又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在玄学影响下,“感物”既是情感活动又是理性的思考,情感、理思和辞藻构成了“感物缘情”的基本内涵,对西晋以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湖湘诗派的创作倾向

湖湘诗派作为近代诗歌史上尚情而与宋诗派相抗衡的诗歌派别,在创作上表现出了缘情与尚绮的倾向:推崇《楚辞》,以遣悲怀,并用它营造出了诗歌中的文化情境;宗法《文选》,缘情尚绮,欲于近体诗歌之外另辟新体;取道古雅,力求自然,以炼就天然奥美的诗歌品格。湖湘派诗人虽严守古法不变,所追求的则是出于《骚》心《选》旨,而达于典雅自然的诗歌境界,其"缘情"、尚"绮"之风预示着近代诗歌领域主情思想的兴起与对审美精神的追寻。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北宋几种文学批评形式中的唐诗研究

北宋诗话中的唐诗研究呈现出梯度拓展与上升的轨迹,围绕对诗人诗作的论评形成了不少集中点,透视出宋人对不同唐诗传统认识与把握的变化;北宋文人序跋书信中的唐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唐诗历史发展的观照和论评,二是对唐诗人的不同推重、批评及对其各自创作特征的剖析;北宋诗选中的唐诗研究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唐百家诗选》中。上述三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生发、同构并进,共同推动了宋代唐诗学的成长和发展。     

浅析唐诗与宋初诗的关系

唐诗是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宋初的晚唐体、西昆体、白体均由唐而来,尤其是中晚唐对它的影响最大。宋初诗坛,一方面以继承为延续,一方面又以求变而自立,是宋诗风格形成的序幕;它虽然未充分显示宋诗的独特风格,但它不可能拒绝对历史的继承,也不可能没有新的发展。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由此完成了唐诗向宋诗的过渡。     

宋诗理性精神管窥

宋诗的理性精神是时代风尚的产物.它作为形成"宋调"与"唐音"迥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体现在宋人"尚淡"诗歌实践中的"以理制情"和"主理"创作意识下的"以诗言理".     

诗话美学

纵论历代诗学,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一以贯之的人本主义传统。第一部诗论专著——六朝钟嵘《诗品》发展孔子“兴观群怨”说,奠定了“诗唯性情”的理论。唐代释皎然《诗式》,从精神境界谈艺术构思:“须至难、至险,始见佳句”。同代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以风格立品,是自觉美学追求的开始。宋代欧阳修作《六一诗话》,探讨诗作如何“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拓了审美深层次。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喻诗,注重诗人的修养,要求主题隐蔽“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世研究陶、李、杜、韩、苏诸大家,更提出诗的人格精神。清末民初王国维综合神韵说、性灵说,创立“意境论”,把“真景物、真性情”作为有无意境的标识。     

寻找“美人”神韵——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审美文化考察

《诗》之后，汉魏乐府多为歌谣，乐府之后诗歌逐渐走向了格律化、案头化，至唐宋词随燕乐兴而兴，至南宋又随燕乐衰而衰，此后文人填词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我国古典诗词衰颓之后，至“五四”新诗又矫枉过正，割断历史，抛弃了汉语汉字所独有的审美特质，于是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所以有人说20世纪是个“无诗的时代”。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代歌词则紧紧抓住了诗歌的文学性、音乐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审美特质，并善于从古典诗词中采得神韵，从民歌中集得灵气，真正是诗起八百年之衰，但其命运同词诞生时一样备受大众欢迎又倍受学界冷落，因而值此之际，很值得振臂一呼：“真诗在歌中!”     

皎然《诗式》与中国诗学之转型

中唐诗歌是中国诗歌由唐音入宋调的关键。皎然《诗式》的诸多理论和范畴所揭示的意义昭示着唐诗从创作构思方式到批评观念的转型,并深刻地影响着后世诗学的发展变化,可视为中国诗学转型的理论界标。     

论近代“宋诗派”宋诗接受理论体系

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宋诗派”以独特的审美宗尚而独标笤颖。道成诸公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祜诸大家为职志”,“同光体”诗人宗“三元”、主“三关”,打破分唐界宋的畛域,力求会通唐宋。“宋诗派”从宋诗接受范型、美学视角、终极目标以及宋诗学史体系的建立等四个雏面,建构了宋诗接受完整的学理体系。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金元诗的发展

唐诗和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格局 ,后世常有宗唐和宗宋之争。这种“唐宋之争”最早出现于金代 ,本文主要沿着这个线索来谈金元诗的发展。本文是作者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所编选的《金元诗选注》之前言 ,提前交由本刊发表 ,有所删节。     

宋代美学视野中的杜甫观

由唐入宋,中国传统审美文化发生了巨大转变。在这一背景下,宋代美学以自己的独特视角重新解读了杜甫:将其刚健的人格精神和诗学风貌沉潜为整个时代的美学底蕴;以其沉郁气质约束自我重塑了一个老朴、平淡而不乏典雅的老杜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杜诗的世俗化倾向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些貌似不相协调的侧面有机融合为一个整体,折射出了宋代美学的绚烂多姿。两宋美学对杜甫的多层面接受,是在时代文化制约下一种合理的再“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