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的东亚“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学、朝鲜学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触角延伸到东亚,客观上呈现了中国影响下的东亚文化圈,为西方研究东亚打开一扇窗户。但是,在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背景下,这些研究站在西方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挖掘朝鲜、日本民族化的发展,企图论证中国影响东亚的历史已经过去,使日本、朝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蕴含着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的思想。日本、朝鲜是东亚文化圈的成员。东亚文化是圈内各国认同的文化,它不会因为日本、朝鲜民族性的觉醒而消失。它只会包融西方文化,而不是被代替。中国学者应构建东亚的整体联系,提升东亚文化圈的集体认同。     

日据朝鲜时期日人所著汉籍研究

1910至1945年,日本殖民主义者统治朝鲜期间出版了大量日人所著汉籍,包括史地、传记、文物考古、宗教、诗文集、年表历表、史料汇编、图鉴、书目索引等九类,涉及中国的史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文学、史料学、年代学、目录学、索引学等诸多学科和领域。这些汉籍大多是在日本印刷出版后流入韩国的。有石版本、写真本、写本、新活字本、誊写本、拓本、稿本、木版本、新铅活字版和影印本等各种版本。从实物考察可知,这些日著汉籍在朝鲜曾得到广泛运用。这些汉籍出版物的存在给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清代朝鲜士人与来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

近年来城外汉籍,特别是与朝鲜有关的《韩国文集丛刊》《燕行录全集》等史料的整理出版,为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士人的交往与天主教如何由中国通过入华朝贡的朝鲜使臣传入朝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本文试图从《朝鲜王朝实录》等官撰史书及时人的文集入手,梳理出西学、西教传播至朝鲜半岛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性,朝鲜半岛的西学、西教不是由传教士传入,而是由来华使臣带回并生根发展的.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域外深耕抉新景——读《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

从域外汉籍切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南京大学卞东波先生的《域外汉籍与宋代文学研究》以宋代文学为例,基于文献,立于文学,兴于文化,将宋代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东亚汉文化圈中加以关照,来展现域外汉籍在东亚社会的影响与接受及其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考辨精详,解读细腻,发现中发明,求新中求真,为宋代文学研究增添了新的风景。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的儒家思想

中国朝鲜族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渊源极深,因此"仁礼学说"成为朝鲜族普遍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中国朝鲜族在"仁、礼、孝、学"四方面丰富并发展了它的内涵,同时也充实和完善了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的思想文化宝库。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理论尝试——“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

汉籍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国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存佚与研究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以汉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以及关注受汉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域外汉文文献和本土文献;不仅要对汉籍具体的个案问题进行研究,更要对汉籍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和方法论进行深入思考。"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以历史上东亚各国输入的汉籍及其衍生的本土文献为基础,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对汉籍域外传播的规模、渠道,域外学人对汉文原典的解读、引用和汉文创作,进行分类研究、定量研究和多层次的比较研究,以阐明东亚各国的汉文文献和其本土文献与中国典籍之间的渊源,揭示其中蕴藏的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异同。"汉籍比较文献学"研究是汉籍研究走向历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它是建构汉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把握东亚广大区域内存在的深层文化联系,重构东亚古典文明的一种新尝试。     

对礼学的历史考察

礼学产生，缘起于礼的传统和礼治实践。“周公制礼”的残篇断简，当为后来礼书的蓝本。春秋战国是社会转型期，“礼崩乐坏”，士子忧时而力图拯救之，倡礼言礼议礼，编定礼书，为礼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孔子编定礼书，标志着礼学的产生。被称为“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三部礼书之形成，为以后礼学的开展奠定了基本范畴。礼书在传授中形成了经今古文两大系统。郑玄注《三礼》，使礼学走上今古文经融合的道路，《三礼注》成为礼学奠基之作。礼学在发展过程中，随政治制度的更易以及统治者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沉浮。其中，学官的设置和科举制的推行对礼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清代考据之风大兴，礼学得机重振，出现了一大批带有总结性的鸿篇巨作，虽有思想方法上的及时代的局限性，但将礼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礼学的历史命运取决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以及自身义蕴和社会功能的变化，从封建宗法制到民主意识或制度，从治民到教民，从仁义的形式到害人的桎梏，传统礼学走到了尽头。一部礼学史反映了历史的变迁，关涉着众多历史现象和事实，对礼学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有助于在新时代开拓礼学的研究领域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