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从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诠释。（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历史记忆、祖源叙事与文化重构：永胜彝族他留人的族群认同

他留人是居住在滇西北永胜县境内的一个特殊族群。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民间传说与族谱、碑刻不仅成为他留人祖源叙事的重要文本,也成为社区成员维持、重塑村落与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族群认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村寨知识精英及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的行为实践重构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节日空间,彰显他留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族群边界,由此强化他留人的祖源记忆与身份认同。然而,他留人的历史记忆和祖源叙事并没有呈现出与族群认同相对应的关系,从而体现了他留人族群认同的"地方性意义"。     

拾回与传述：中国图瓦人射箭比赛记忆解读

历史记忆在拾回与传述的过程中充满了发挥、想象与建构,透过并不真实的历史记忆可以窥见隐藏在其中的族群历史文化片段。中国图瓦人的射箭比赛仪式记忆充满了矛盾表述,显示了历史记忆在拾回和传述过程中的“工具性”以及“超级精英”的影响。在现实“夸耀”的需要下,射箭比赛仪式已经成为中国图瓦人族群文化的展演载体,也自然成为划分与他族群界线的衡量尺度。     

“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的交互关系

仪式与族群存在交互关系，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需要仪式来强化，仪式的展演和传承需要族群成员的共同参与，为仪式符号赋予特定的含义，否则仪式就失去了储存文化传统的功能。富川平地瑶古老的“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存在深刻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富川平地瑶族群通过“踏祖公”仪式祭祀祖先和展演族群艰难的迁徙历史，使平地瑶间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族群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用“踏九州”“盘王出游”等为“踏祖公”仪式赋予特定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泰东北伊沙恩人社会记忆重构中的族群认同——以“Heet Sibsong”节日文化为视角

大多数人认为泰国“伊沙恩人”是对居住在泰国东北地区人民的一种统称。而基于历史起源、语言以及地方文化等因素,伊沙恩人又表现出自身的独有特性,具备了成为一个族群的条件。伊沙恩人依靠社会记忆的重构维系族群的认同,特别是“Heet Sibsong”成为伊沙恩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并在族群认同建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在当下社会,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节日文化发生的重构也是自觉调试族群认同的过程,彰显出伊沙恩人的文化特性。     

满族迁徙神话的文化解读

满族先民世居北地,由于气候、战争、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人们曾进行不同规模的迁徙,在族群历史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这些被选择保留下来的迁徙记忆在族群认同以及原始崇拜意识的共同作用下催生了大量迁徙神话。满族迁徙神话中蕴含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复杂的迁徙原因映射了先民在早期社会生活中面对的种种困境,神性、人性各异的迁徙领路人表现了满族及其先民始终不变的祖先崇拜与族群认同,迁徙结果则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满族先世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因此,满族迁徙神话以集体记忆的话语模式勾勒出了满族先民的生活轨迹、审美追求,为追溯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建构多元一体民族发展模式提供了宝贵资料。     

对明清时期庄浪卫鲁部土人的族群理论分析——以鲁氏历代家谱为中心

自明洪武九年以来,庄浪卫鲁氏家族及所辖土人部众在土官、土司体制下,形成地域稳定、文化介于番汉之间的新族群,直至民国废除土司、改土归流。在族群演进过程中,以权力尊崇为核心,基于众多历史史实和人物原型,形成了众多祖先传说和历史记忆。受强势主流文化的影响,按照帕克的同化理论,该族群与当时主流社会的互动可分为接触期、不稳定合作期及彻底同化三个时期,但最终没有同化于周边汉藏文化而是统一归化于现代社会。共同利益基础的丧失和族群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族群消解的关键因素,鲁氏家族对权力的固守和对土民大众的疏离是族群崩解的重要原因,改土归流既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族群崩解的最后推手。     

尔苏藏族和“还山鸡节”——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阐释

尔苏藏族的传统节日＂还山鸡节＂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促成了族群整体性的纪念活动,包含着该族群丰富的历史文化记忆,并以仪式的方式形成传承机制,在族群认同方面起重要作用。     

巴尔虎蒙古族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实践

巴尔虎是蒙古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文献资料和田野经验显示,他们的族群认同是在＂历史记忆＂、与他者群体交往的实践、祭祀仪式中的认同、内部分支与整体认同等基础上实践和强化的。     

“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为族群关系研究提供了典型的案例。本文以当地普米族、藏族家庭庆祝火把节、春节等节庆的场景为材料来说明当地族群之间存在若有若无的边界。田野经验表明,香格里拉地区的族群关系具有两面性,一面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混融,另一面则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展现"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在更大的仪式场景下会整体呈现族群之间这种辩证的关联。总体而言,本文试图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来审视既有的族群理论以及族群性讨论。     

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南方族群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汉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紧密联系。而在这种族群交融过程中,传说、习俗、仪式等大量的地方性族群记忆也被制造出来。八姓入闽、跑贡王、射梁箭、土酋救皇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地方性族群记忆一般不见于国家正史典籍中,属于族群小叙事文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族群本质,体现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真切地表达出历史上族群接触的生动事实。当前的南方民族史研究,很有必要重视上述小叙事文化。     

从杨芳“自叙家谱”看边缘族群的“内化”

明末清初,湘黔边地腊尔山一带还是"化外"之地;雍正时,这一地带被拓疆设厅;道光时,松桃杨芳在"自叙家谱"中通过祖先记忆,建构了一个源于关中、精忠报国的先祖体系,为自己的正统文化身份找到合理的解释。杨芳的这一行为,既是其所处时代个人的需求,也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借用,更是湘黔边地社会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反映,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边缘族群"内化"的历史。     

民俗变迁与族群发展——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祭祀

广州世居满族是珠三角地域的重要族群之一,他们曾在广州城内修建了八座满族宗祠,其特征与功能均与汉族宗祠存在较大差异。八旗官员修筑宗祠是希望通过强化满族官兵的祖先观念和族群意识,将之作为八旗军营中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辛亥革命后,满族民众利用宗祠祭祀建构关于落广祖的历史记忆、增强族群的认同和凝聚力,宗祠祭祀成为他们在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重要手段。     

《苗族古歌·沿河西迁》中的祖先生活记忆探究

在文本叙述结构上,《苗族古歌·沿河西迁》从西迁之前、西迁途中和完成西迁三个方面记录了苗族祖先迁徙前后的内容。本文力图通过探讨"沿河西迁"古歌如何记忆祖先的生活,深描"沿河西迁"古歌所记忆的祭祀祖先的仪式,并从苗族民众对祖先的情感、对祖先根源的追寻和对祖先的认同来剖析"沿河西迁"古歌青睐于祖先生活记忆的原因。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克烈部分支阿巴克克烈部落为例

基于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共同祖先观念是强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象征着族群社会结构的永久连续性。通过共同祖先意识把民族不同支派成员连接在一起,促使成员对本民族产生归属感和凝聚感,并借此不断强化民族认同,使其社会得以延续。本文以新疆青河县哈萨克族阿巴克克烈部落成员的集体记忆为例,结合相关文史资料,从共同祖先追溯、氏族部落社会组织传承记忆等视角探讨了哈萨克族基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延续与民族认同之关系。     

族群认同的构建因素——基于对鹤峰县平山村的调查

通过对平山村的族群认同、家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调查,分析在族群认同中历史记忆、血缘因素、社会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揭示出族群认同的灵活性。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以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

民间传说由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描述涉及国家、民族的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地方风物或习俗。苗族东部方言社区里流传的“九月初九”节日传说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节日仪式的“杀鸭子”操演中传送和保持。因此,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也与传说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是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贵州苗族“跳洞”的文化意蕴及功能

贵州苗族居住在喀斯特洞穴分布广泛的山区,历史上有穴居和洞葬的习俗。苗族有穴居和洞葬的地方就有"跳洞"节日,其中以贵阳市花溪高坡乡、龙里县摆省乡、惠水县摆金镇一带的红毡苗的"跳洞"为典型。苗族"跳洞"通过对祖先穴居、避难和墓地的祭拜表达苗族的洞穴崇拜,核心思想是源于苗族的祖先崇拜。苗族的"跳洞"有助于重温祖先集体记忆,发挥族群联谊功能,有利于增强族群文化认同,保证族群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