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语境下的“白马非马”新解

＂白马非马＂是中国名学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一个久悬未决的公案。传统上对它的解释都过于牵强,无法令人信服。在充分阅读《战国策》文本和对战国年间思想状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战国时代的＂白马非马＂其实是一个非常朴素的话语。它的本意是：＂白马＂指的是＂白马＂这个地方而不是真正的马。这表明传统上以为是战国公孙龙所著的《公孙龙子》极有可能是后人的托附。     

评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命题

公孙龙以《离坚白》思想成家,而以“白马非马”论断成名。《公孙龙子·迹府》篇说:“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所以为名者,乃以白马之论尔!’”由此,“白马非马”命题成为先秦时期探讨公孙龙思想的主要内容,论战的中心。历史的结论是:“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墨经·大取》);“有牛马非马也(即‘白马非马’——引者注)。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荀     

为公孙龙正名——《白马论》新探

认为《白马论》之中心论题“白马非马”的本意 ,既非“白马不是马”,亦非“白马不等于马”,而是“‘白马’不是‘马’”,它是一个表征名与名之间关系的符号学命题。在《白马论》中 ,公孙龙通过肯定名与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 ,揭举了作为词项符号的名的确定性以及名与名之间的相对独立性 ,并严格区分了名的提及与使用。因此 ,从《白马论》的思想意蕴来看 ,它实际上是一篇探讨名与名之间关系的符号学专论     

关于“白马非马”的推证方法

“白马非马”是先秦时代的著名“辩者”公孙龙主张的命题,为论证这一命题,公孙龙专著了一篇《白马论》。古来学者大都指斥它是“诡辞”,而对它称许者寥寥。只是到了近现代,才有学者开始说“白马非马”原本是逻辑的,甚至是辩证的。我们决不能单以先人的评论为据,本文只想从《白马论》的分析中找一找公孙龙“诡”的巧处。 《白马论》的中心命题是“白马非马”,目前人们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它讲的是“白马不是(不属于)马”,故意将两个种属概念说成全异概念,并且在论证中发挥其诡辩的逻辑技巧;另一是认为它讲的是“白马异于(不等于)马”,是讲两个种属概念的不完全等同,因此“白马非马”并不诡辩。我们是赞同前者的意见,这里关键是涉及到对“非”和     

“白马非马”是对孔丘“正名”的挑战

“白马非马”是战国末年公孙龙最有名的哲学命题。公孙龙,赵国人,约和孟轲同时,是先秦刑名学派的集大成者。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的基本逻辑是;白,是指颜色,马,是指形体。如果说白马,就兼指色和形,因之不能单纯等于形即马。     

“白马非马”是诡辩命题吗?——兼与林颖同志商榷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刊登了林颖同志的文章《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以下简称《林文》),拜读之后深得启发,也有不解之处。富于启迪意义的是:《林文》从哲学与逻辑学两个层面,对公孙龙的《白马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一些很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指出:“我们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文》)。不解的是:按照《林文》的论述,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白马不是马”,是否定“白马是马”的,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是形而上学与诡辩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下面结合《林文》,从三方面来论述“白马非马”,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林颖同志与逻辑界专家。     

“白马非马”解诂

对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学界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论。有的学者认为,“非”字只能作“不是”解,“白马非马”的意思只能是“白马不是马”,因此断言公小龙的这一命题,是通过论述“白马”与“马”在概念上的差异,来否认“马”和“白马”的类种包含关系,否认白马是马。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非”通“异”或“(韭巳)”,可以作“异于”讲,“白马非马”的意思是“白马异于马”,从而肯定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是一个逻辑学命题。比较两说,我以为后一说较为可信,但对“非”字的训释,由于取证不当,尚难服人。古音“非”在微部,“异”在职部,“(韭巳)”从已声,“已”在之部,因此“非”和“异”或“(韭巳)”都不得相通。本文打算从文字学和训诂学角度,讨     

三十年来战国纵横家研究综述

纵横家是中国古代一个活跃的政治和文化群体,战国纵横家活跃尤其频繁,并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出土后,对战国纵横家行为和思想的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文章对三十年来学界对战国纵横家的研究论文成果作了爬梳整理。     

谈《战国策》的思想和艺术

战国是中国历吏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代,纵横家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人物,《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纵横家的言论,最富有战国文章的时代特征,很值得认真研究。     

试论韩非子的尊君思想

《韩非子》是一部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法家集大成著作。它集中反映了韩非的“尊君”思想,并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它充分体现了韩非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以“法”、“术”、“势”为手段给君王独尊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本质上是一种“帝王”学说.作为一种帝王统治手段的依据,它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客观上弊远大于利。     

《公孙龙子·白马论》疏解

在"名即概念"的传统研究范式中,被公孙龙本人称之为成名之作的《白马论》,也遭到了曲解与误读。因此,重新疏解《白马论》,对于恢复公孙龙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和评价公孙龙思想,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     

铜马非马——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马踏飞燕”新解

"马踏飞燕"是件属于东汉时期的出土文物,现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人们往往从其具体形象上认定它是奔马和飞燕的造型.通过分析其历史背景,揭示出它是汉代崇龙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汉代龙凤文化进入和谐的时代写照.其马不是马,而是马龙;飞燕也不是燕子,而是凤.将"马踏飞燕"作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既体现了中国旅游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寓意着事业的龙马精神.     

宋代之前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物身、心物关系论述中所体现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宋代之前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之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论、邵雍的“体用交”论揭示的正是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而程颐的“理由心上得”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则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至于张载的“内外合”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做出了统一性论述。     

"白马非马"与"窜改词义"谬误--从与冯友兰不同的视角批判公孙龙

不少今哲颇褒公孙龙的"白马非马"(P)论题,而冯友兰大师则较为跟随古哲,颇贬P.本文赞同后者.公孙龙说"白马非马"(P),或"懒(不捕鼠的)猫非猫"(Q),人们都把P、R的"非"解作"不是"而不能解作"异于"、"不等于",因语言乃"约定俗成",所以P、Q皆假.至于"鲸鱼非鱼"(R),在"鱼"的词义未被"理性修订"之前,R也是假句.虽然公孙龙从论据正确地建立"白马异于马",但当他再从"异于"推论"白马非马"时,推论明显不正确,犯"窜改词义"谬误.     

论"白马湖文学现象"

长期被忽略或遮蔽在文学史视野之外的"白马湖文学现象",是发源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文化实践,在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聚合形成,而后又在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得以承传和发展,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平民启蒙主义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内核,质朴动人则构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的关系

通过对《性自命出》与公孙尼子思想的细致比较研究,可以表明《礼记·乐记》的心性论内涵是颇为深刻、丰富的。《乐记》中有关心性的论述,尤其是有关道与欲、天理与人欲的理解,以及以“正义”论身心关系,都比《性自命出》更深入、更高阔。结合其它有关世传文献的考察,似难推定《性自命出》为公孙尼子所作。     

论先秦名家"诡辩"的语言哲学意义--从"使用"与"提及"的观点看

从语词的"使用"和"提及"的区分角度提出,名家被误解的原因很可能是古汉语缺乏标点符号,因而不能准确表达名家命题的思辨理性真义.各派哲学对于名家关于语词指称问题的哲学思辨内容的批判是由实用主义出发,从语用角度进行的,批判的角度和方法都是错误的,导致名家的纯语言思辨理性萌芽的过早湮没.     

汉籍初传日本与“马”之渊源关系考

汉字和汉籍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传入日本的？日本的先民们又为什么要主动去吸收这些在生活中并无多大实际作用的深奥的汉文化思想？这是过去东亚汉文化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却又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从汉籍与“马”的传承关系出发对日中两国的史料进行钩沉后可以发现,生活在中国边缘的东亚各民族正是通过诸如《相马经》之类的实用书籍体会到汉字文明的博大精深,最终迈出了学习儒家经典、积极输入汉字文化思想的重要一步,从而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汉字文化为主的文化圈。     

从佛郎国献天马事看蒙古人的尚马情结

意大利罗马教皇委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向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进呈教皇信件和一匹佛郎国(今法国)异马,引起元廷震动,谓之天马。顺帝在朝中举行盛会,令文人学士和画家著诗文、作画来记述这一盛事,《元史》亦有记载。蒙古族作为马背民族,对于马寄有深厚的感情。此时的域外贡马之事,引起朝中蒙古族上层对自己民族往事的回顾与追忆。他们在马身上寄托和传承着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同时,也表现出元末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接触频繁,其文化交流处在良性循环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