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问题及对策

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时代。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是我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与关键,而其内生动力,则至关重要。深度贫困脱贫地区曾经历了持续长期绝对贫困,贫困亚文化机制形成并在脱贫后延续作用;深度贫困脱贫地区仍普遍存在集中连片相对贫困,贫困的邻里效应机制明显且强大;深度贫困脱贫地区长期受援被照顾,受益依赖机制程度不同存在与作用。通过突出劳动导向的预防返贫政策、消解贫困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促进激发相对贫困户健康的家庭动力等措施,可有效提升深度贫困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

随着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治理工作重点已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共同富裕与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在内在逻辑上都需要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逻辑起点、以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推进过程、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内生能力为基本抓手、以促进相对贫困人口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然而,脱贫地区产业基础不牢固、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较低和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提升相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应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返贫风险的预警防范,通过“回炉重造”加强常态化技能培训供给,增强适应性以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励志教育提振相对贫困人口的精气神和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合作共同体。     

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

2020年后,中国迈入一个由消除绝对贫困向解决相对贫困转变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相对贫困依旧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工作的重心,探索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该文在对2020年后贫困治理主要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解决相对贫困将比消除绝对贫困更为复杂,遇到问题更多,持续时间更长,必须要建立包括相对贫困动态识别检测机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机制、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机制、兜底保障分类帮扶机制在内的"四维一体"长效机制,不断完备中国特色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制度供给。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探索——基于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考察

随着2020年完全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后脱贫时代的重要议题。通过对P县社会大救助体系的分析发现,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相衔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大救助"体系,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有效探索。相对贫困治理与社会救助的衔接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机遇,也面临贫困识别、政策衔接、城乡统筹、救助监督等多重困境。基于此,社会大救助通过整合扶贫救助职能、城乡区域信息、扶贫救助政策,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即贫困监测识别机制、制度保障机制与监督约束机制,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奠定共同富裕的基础。     

“心智模式”视角下激发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研究

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目标是我们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内生动力缺乏已经成为制约脱贫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民族地区贫困人员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文章从心智模式视角分析了民族地区深度贫困人员由于居住环境的感知对贫困的认知偏差和贫困圈层文化不当导致缺乏脱贫内生动力。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脱贫,扶贫主体需要引导贫困人员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开展多形式多内容交流并促进思想改变,提供分类帮扶措施,优化激励方式,构建激发贫困人员内生动力新模式等工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相对贫困治理

中国在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以后,进入了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期,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作用.相对贫困的发生机制、分布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同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的治理目标也不同于绝对贫困治理,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是一个逐步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两步走战略中,要精准识别导致相对贫困的原因,特别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缓解相对贫困,建立兼顾发展起点、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公平的共同富裕社会.     

构建发展型社会福利：英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和启示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相对贫困将成为后扶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重点。相对贫困具有主观性、相对性、动态性、多维性和长期性等多种特质,与绝对贫困治理重在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同,相对贫困治理更加侧重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降低福利不公平等问题。本文以英国为例,对其通过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治理相对贫困的实践进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中国扶贫理论研究论纲

2020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在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巩固脱贫成果、研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同时,还需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工作.对中国扶贫理论的梳理和总结,既是脱贫攻坚总结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国扶贫工作从解决绝对贫困攻坚战状态向相对贫困常态化治理转变的需要,也是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要.本文以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为指引,从本质论、优势论、带动论、改革论、两动论、扶志论、综合论、精准论、衔接论、合作论等十个方面对中国扶贫理论进行了梳理,旨在为脱贫攻坚理论成果总结提供参考.     

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法治路径研究

中国精准扶贫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效不足的问题。扶贫权力的"双刃性"、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性"和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是精准扶贫长效不足的重要原因。作为一种现代化、规范化的贫困治理机制，依法治贫有助于扬弃扶贫权力的"双刃性"，缓解扶贫活动的"正外部效应"，改善贫困主体的弱势属性，因而能有效保障精准扶贫的长效发展。但同时，当前依法治贫也面临着精准扶贫的法律供给不足、扶贫权力运行的实施体制滞后、社会参与扶贫的激励机制低效、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虚置等问题。因此，研究建议：完善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体系、优化扶贫权力运行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的法律激励机制、构建贫困主体的民生权利体系，使扶贫活动在法治框架内规范运行。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增材制造技术在陶瓷制备中的应用

如何有效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是后扶贫时代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和多元,其中以个人发展能力不足为主的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部环境通过内因加重贫困发生概率。在后扶贫时代,治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可以从全局出发选择包容性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的三支柱治理策略,构建一套稳定、有效、可持续的新型综合扶贫治理体系和一套具有动态性、可调整性的长效治理机制,并从益贫性产业发展、创业就业扶持体系建设、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扶贫、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精准施策。     

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百年探索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探索反贫困的模式与道路,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将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经过百年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彻底消除了困扰中国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当前,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重心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治理相对贫困,探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措施,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这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尤为重要。     

由点及面: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战略思考

确保乡村振兴无缝链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着眼整体治理视角可知,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呈现出了"由点及面"的特征,包括治理对象扩大化、治理任务丰富化、治理场域拓展化、治理资源全面化和治理思维合作化等内容。当然,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依然有着较多治理任务延续,如产业振兴立足扶贫产业发展、振兴主体队伍吸纳扶贫人才、文化振兴承袭扶贫扶智工作、组织振兴借鉴扶贫行动架构以及振兴机制传承扶贫治理经验。同时,为了开展更高质量的乡村振兴工作,也要推进较多的治理升级,既要依托乡村振兴发展消解相对贫困,借助多元主体合作改变治理思维,也要积极尝试乡村振兴区域合作模式,并系统构建完整的乡村振兴制度体系。     

技术能否实现治理——精准扶贫视域下技术治理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精准扶贫实践中技术治理的价值不断被强调,对其在精准扶贫的治理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也应加以考察。 文章从当前国家大力推行精准扶贫的实践背景出发,研究技术治理在精准扶贫中的实现条件、治理限度以及完善对策。 结果发现,尽管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带来了扶贫生产力、发挥了明确真扶贫目的、充分挖掘扶贫信息资源、推动整体系统化扶贫以及助推了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等效用,但是精准扶贫的技术治理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 未来需要通过完善政策层面的制度建设和资金供给,技术层面的技术平台打造和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以及社会层面的弘扬人本主义和助推多元参与来实现精准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困境与超越：扶贫工作的政治学分析

扶贫开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展示着执政党执政、政府治理的基本过程和价值归属。中国的扶贫工作带有着明显的运动式、项目制、压力型的色彩,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也有着走向无序化、无效化的风险。以现代国家建设和政党建设的基本理念,构筑多中心的贫困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化的扶贫开发的制度体系,走向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规范化是扶贫开发的治本之策。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