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

相对于硬法之治,软法之治更为注重协商与民主、对话与互动,在本质上同社区治理创新的理念相契合。将软法之治引入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共治合作、社区行政管理组织指导服务、社区治理主体民主协商等软法治理理念。社区治理创新中的软法之治具有侧重反映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共同意志,制定形式多样、简易、灵活、高效,实施依靠“利益诱导-柔性惩罚”机制,制定程序具有更高程度的民主协商性等特征。社区治理创新中法治体系的构建需要从单一的硬法治理模式转向“软硬并举”的混合法治理模式。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发展性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传统村落居住转向城市社区生活，居住空间转型推动了“上楼之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塑，在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基础上，搬迁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议题。本文基于对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社区的考察，指出该类社区的特殊性和治理难题，基于发展性视角，从生活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保障与服务的加强、经济与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社区治理的机制，并指出社区治理实践的限度，进而提出从制度与生活契合、多元共治格局以及由治理走向发展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社区治理工作。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治理视域下社区共同体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 ——基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社区治理案例解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社区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延伸,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及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实地社区治理案例考察,从共识、行动、结构三个维度研究了新时代治理要求下社区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完善策略.研究表明:社区共同体意识来自于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凝聚和引导,强调了共同体建设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共同体行动涉及共意性行动目标形成和整合效能,包括社区空间资源整合和组织整合下的合作平台搭建;社区共同体共治结构是共识达成和行动过程中社区主体间关系从树状分离向网状连接的转化.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良性互动：政府治理与社区共治关系的建构

政府与社区的理想状态是能够实现二者的相互型塑,即在政府与社区间建构良性互动关系,突破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治理困境和难题。在治理框架下,从民主生长的空间不足转向扩大平等参与、从互惠信任程度不高转向促进互动合作、从协同共治的理念不强转向加强多元治理,这是当前建构政府治理与社区共治关系的三个主要思维转向。发挥多元力量的凝聚作用,扩宽资源整合的社会途径,运用利益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加速服务转型主动适应社会变迁,这是当前治理转型的现实路径选择。     

自觉治理：公共危机基层社会共治的行为动机及作用逻辑

现代化使人类社会处在风险中，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公共危机风险也层出不穷，公共危机治理中，基层社会共治的意义日益凸显。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公共危机中，N市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情感场域影响下组成了治理共同体，开展的基层社会共治成效显著。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引入情感场域维度，构建了自觉治理的理论框架。政府和社会可以营造更广泛的情感场域，构建多元社会治理共同体，开展更广泛、更科学、更高效的自觉治理，推动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和共荣，最终达成良政善治。     

订单农业中机会主义的治理——以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为例

文章通过实例,分析了订单农业中机会主义的治理。认为公司守信在先、树立信誉是治理机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公司进一步采取措施预防、甄别、约束和惩罚机会主义,并对守信者予以激励。通过重复博弈,使非合作均衡走向合作均衡,实现公司、农户双赢。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邻避冲突治理探析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邻避冲突事件呈现多发、频发态势,这已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方式已不适应,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前复杂的邻避冲突问题。转变治理方式,运用治理理论,充分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邻避冲突问题,应是解决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论执政思维与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实质是科学执政思维的体现。本文从批判斗争思维和直线思维这两种错误的执政思维认识出发,论述了执政思维从多元思维、互补思维上升到“合力”思维的科学认识过程,并指出程序与民主是“合力”执政思维转化为科学执政的保证。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内在联系

宏观的全球治理与微观的地方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还是从现实的发展角度考察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两者都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