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论王阳明乡村治理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及实践体系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乡村治理问题的历史延续,他把乡里体制、保甲制度同乡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集政治、军事、教育功能于一体的乡村社区共同体,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农村基层控制体系,因此,可以说他在乡村治理的思想及实践方面也是一位集大成者。过对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思想的内容与实践进行初步探讨,结合当今社会现实其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历程、基本经验与实践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础。党领导乡村治理遵循"党的领导-乡村治理-国家建设"的基本逻辑,经历渗透动员、全面领导、还权赋能、减负放活和协商共治五个阶段。坚持完善党的乡村组织建设,坚持以农民为中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乡村治理的实际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乡村治理道路,是党领导乡村治理的百年经验。新时代,完善党对乡村治理的领导,需要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为归宿,以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为条件,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构建党领导的"一核多元、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新农村贫困地区如何破题

贫困地区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本文就如何加快推进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进行了论述;认为寻求农民脱贫的新思路是建设新农村的前提、实现乡村环境的新改善是建设新农村的基础、促进农民收入的新增长是建设新农村的根本、培养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健全乡村治理的新机制是建设新农村的保障。     

从人治到法治——乡村治理模式之变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基本上是在人治模式上运行,这种模式是中国乡村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法治乡村"构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有必要确立法治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并在治理模式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变革。实现这一变革,既有赖于政府的整体推进,也须充分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之一,也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滞后,体系、机制建设还很不完善的现实,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必须努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构建和谐农村。     

和谐社会视野下新农村建设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实施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新农村建设健康、稳定与可持续进行的客观要求和重要保证。我国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律供给严重不足,以及在立法理念和立法价值取向上存在的偏差,不利于农村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护,阻碍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须加强国家宏观层面上的立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创造条件,构建崭新的、完善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法律制度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机制的改革探析——以广西恭城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模式为例

只有不断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农民主体性和积极性，才能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广大农民的实惠工程和民心工程。实践证明，探索村民自治的新模式，建立村务公开与财务公开的长效机制，壮大农民自服务组织，是今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推进乡村治理机制改革的着力点。     

试论乡村旅游开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搞好乡村旅游对,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乡村旅游开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我国乡村旅游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乡村旅游开发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举措。     

村民理事会的基层治理功能及其完善策略

村民理事会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以社区、村民小组为基础建立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理事会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基层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它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有效载体,是官民合作治理的有益纽带,是信任危机治理的有效制度,是农民参与治理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村民理事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新事物,仍然存在着与村"两委"关系不够明确,家族宗族势力的不当干扰,内部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其基层治理功能,从而使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更完善。     

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社会治理何以“取信于民”?——以“乡村振兴”样板的山联村为例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裂变公开与守规绩效兑现是建构社会信任的充要条件。从信任建构的二维性出发，农村党组织通过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取信于民"，可以破解"中央很好，村干部很坏"的社会怨念。"未富先污"的山联村成功转型"美丽乡村"，富含农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振兴"的社会治理经验。从山联村经验来看，互联网时代农村党组织一方面应选培具有"新能人"特性的农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健全农村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协调的日常制度，增强农村党组织长期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夯实自身的战斗堡垒作用；另一方面，应整合信息公开的"互联网+"模式，实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治村政策，"有诺必践"兑现村民守规绩效，创新农村事务合作共治，实现互联网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宅基地制度改革与当代乡村建设模式构建

乡村建设不仅依赖国家资源下乡,而且需要有效的宅基地制度供给。围绕乡村建设的宅基地制度基础,形成了开禁宅基地流转和强化公共治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径。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实践看,在用地规模和边界确定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点是村庄空间的重新布局,涉及村庄规划及其有效执行,面临基层宅基地管理困境,适用于公共治理路径。可行的破解之道是以宅基地制度改革为契机,激活县乡村治理,从产权再造、二元共治和制度规约三个方面切入,形成有效的宅基地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基层村庄的乡村建设目前取得积极效果,基本形成“规划先行、村社主体、资源下乡”的乡村建设模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乡村建设目标。     

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现状及对策分析——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视角

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即村民自治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群众民主自治过程中既有重大成效，又暴露出不少问题，有的还较为突出。完善村民委会组织法是加强农村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的关键。     

浅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容极其丰富,新村建设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新村建设,必须严格按照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科学合理地进行村庄农房规划,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循序渐进,逐步实施。     

农村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基于新农村建设视角

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当下农村法制建设的主要问题主要存在于农业立法、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法律意识、农村行政执法、农村司法和农村法律服务、农村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为此，亟待对农村法制建设进行新的构架：建立良法立法机制，健全农业法律法规体系，为新农村建设创造优良法制环境；建立法制型农村干部机制，适应新农村建设之迫切需要，培养造就法制型农村基层干部；创新农村法治主体再造机制，提高广大农民法律意识，培养具有法律素质的新型农民；创立依法行政机制，加强农村行政执法，实现农村依法行政；完善司法和法律服务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法制机制，完善农村司法和法律服务体系；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建立农村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完善农村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村委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

中国自1988年试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四个民主"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新农村的建设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然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存在的贿选现象严重危害着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文章从实践出发对"贿选"做出了初步的界定,并分析贿选现象的出现有经济利益的诱使、民主意识的淡薄、规范程序的缺失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四个主要原因,最后提出治理贿选问题的对策与建议,认为须从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教育,并增强农民民主意识;规范选举程序;加强"四个民主"整体建设等方面来积极应对。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