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国外记者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快生活”让我们失去了什么

曾几何时，“快生活”这个词在中国人头脑中是对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生活的描述。19世纪末，美国人雅瑟·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性格》，专门用一个章节来写中国人“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具有的这一品性。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香港歌手刘德华的幕后故事

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但刘德华在北京唱《东方之珠》、唱《中国人》的情形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里,尤其是他高歌那“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时的渴望和坚毅的神态,让不少过去对他有偏见的人有所改变。     

倪维思眼中的中国人的信仰

在华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LivingstonNevius．1829—1893）在其著作《中国和中国人》中所说的，若无真正的信仰，“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堕落终将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倪维思的话有些极端，但他的思想还是值得仔细剖析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所形成的复杂形象（尽管这些形象中国人自己可能不认同）。     

希望不叫我外国人

曾看到中央台的“实话实说”中有这么一段情节,颇有感触。主持人在节目最后,问一位在中国生活的爱尔兰年轻朋友,请他说说他的希望,那位爱尔兰年轻朋友说：“我走在街上,人们常叫我外国人,使我很不自在,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都是中国人。我希望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叫我。依我之见,中国人称呼“外国人”是褒扬的意思,绝无贬意,因为被称作“外国人”者,只限于白人,黑人朋友一般被称做“非洲人”,或者以肤色直接称呼。     

国外那些叫中国的地方

一提到“中国”，很多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自豪感。可是，如果你在国外，有蓝眼睛黄头发的老外跟你说他来自“中国”，可不要以为他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因为在国外，还真有地方叫“中国”．     

论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创作思想

1972年诗人约翰·贝利曼跳河自杀给了贝娄很大的震动。加上他英年早逝的朋友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德尔莫·施瓦茨,贝娄越发痛心地思考着美国是怎样对待她的诗人的。美国社会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对金钱物质权利的狂热追求,导致了人精神上的沉睡。与人智学家斯坦纳的相识更使贝娄坚定了创作《洪堡的礼物》时,提出灵魂不死的新观点,并通过“艺术家自我”和“世俗自我”的冲突继续他的寻找立足点的创作思想。     

老舍与新诗

诗人臧克家在《老舍新诗选·序》中说:“如果向读者介绍:老舍是小说家。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多余的话。说老舍是戏剧家。‘还用你说’,读者和观众必如是说。说老舍是诗人,而且是新诗人,不但广大群众,即使文艺圈子里的人,也会有点茫然,甚至愕然了吧。但,老舍确乎无愧于新诗人这顶桂冠,这并非我加给他的,有他大量的新诗创作作证。” 收在《老舍新诗选》(198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有四十八首诗(包括长诗《剑北篇》在内)。老舍作诗的历史从中学时代就开始了,那时他练习写的是旧体诗词。当时他对古典诗词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十八家诗抄》、《陆放翁诗集》等常使他爱不释手,以至诚如其言,在“其他课上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     

美国人如何看中国——《行走美利坚》之二

百多年前,有一个名叫斯陶特·比克斯力的美国人,把中国人描绘成劣等民族,说“中国人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低劣”,扬言华工进入美国会“培植病菌”并“毁掉加州文明”。更有甚者,还有人搬来人种学家的所谓“论断”:中国人的脑容量低于盎格鲁撒克逊人。 百多年后,又有一个名叫亨利·基辛格的美国人则坦表肺腑之言:“如果敌视中国成了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一种经常现象,我们就将找不到同盟者。” 我的感觉,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