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变局与诗意生成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诗集副文本成为诗歌语言和结构探索之外，高举“不可思议”大旗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诗人进行大胆的文本实验和区分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着力点。作为其代表的垮掉派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致力于诗集的形态实验，将诗集规模、发声材料以至于传播行为都拓展为副文本形式，使正文本的功能备受挑战，甚至传统正副文本地位互换。布劳提根式的后现代形式实验，刷新了副文本参与诗意生成的深度和广度，极大深化了美国诗集副文本的后现代变局中体现的语言与形式的双重变革，并为新形式设置成为诗意生成主要机制提供了重要例证。     

江湖派研究中的疑误举例

对南宋江湖诗派的认识 ,一直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其中文本的完整程度与正确与否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此文从江湖诗集的文本和江湖诗人的生平事迹及姓名字号等方面 ,列举并辨析了以往存在的若干错误。     

网络文学刍议

本文通过对网络文学文本概念的初步确定 ,从作者、读者和文本流传介质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网络文学的特征 ,并就今后网络文学的发展走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文献辨伪的方法体系述评

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在长期的文献辨伪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从文献作者、文本内容以及文献流传三个方面入手考辨文献真伪的方法体系。从文献作者角度辨伪,主要考查书籍与撰作者的行迹、思想、学术水平、生卒年代等方面的矛盾,进而发现问题,做出判断。从文献文本出发辨伪,主要从文本中的文体、风格、语词、史实、称谓、制度、地理沿革等内容来考察是否与事实相符,继之判断文献真伪。从文献流传角度辨伪,主要考察文献在社会上流传时是否见之于目录记载、是否被别人征引以及是否有佚文流传等,依靠文献流传时存留下的印痕来辨其真伪。古代文献学家围绕文献的产生、内容和流传所形成的辨伪方法体系,是中国历史文献学极具民族特色的一部分。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翻译风格及其翻译论争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诗集单行本,深受英文读者欢迎,颇具影响。译者的中国情结集中体现在这本融译诗与史料于一身的诗集中。他的散体译诗策略秉承了埃兹拉·庞德的译诗传统,颠覆了以往汉学家的中国诗歌翻译风格。1926年,中国学者闻一多对小畑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进行了评介并得到小畑薰良的回应。双方的译事商榷重点探讨了选诗考证、“诗意”能否翻译与翻译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问题,于当今的诗歌翻译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刘向对《孝经》文本的整理

西汉末年刘向对《孝经》进行整理的文本对象不是历来所认为的颜氏今文本，而是宫廷内府所藏孔壁古文本。经刘向整理后流传的《孝经》文本属于古文系统。由此，历来《孝经》学界关于《孝经》学源流分为今文、古文两个基本系统的根本认识有必要做重新考量。     

西周与春秋易学二题

由于时历久远,文献不足,人们对西周、春秋时期《周易》文本流传、易学发展等相关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笔者所论主要及于两个问题：西周时期《周易》文本流传的问题和由《易象》引发的鲁国史官易学问题。笔者以为,西周时期《周易》即应有所流传,不仅止于周、鲁有之;《易象》应为鲁国史官易学之成果,而《左传》记载穆姜言“元亨利贞”一节也应是其内容之一。     

西周册命文体的文本生成

文本是文体的存在形态，文本的形成是文体发生的基础之一。文体的文本生成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意味着文体开始具备较为稳定的形态。从西周册命铭文可以确立标准的册命文体的五个文本要素。文本生成机制决定文本形态。西周王命的文本生成机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二是直接以书面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在西周初期，前者占据主导地位；西周中期以后，后者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文本生成机制，是王命文体从口头言语活动转变为书面形式、从口治走向目治的关键。西周晚期出现了新的册命体式，呈现出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过渡与融合特征，是书写者对权威文本范式的呼应。在两种文本生成机制的相互作用之下，西周册命文体在产生及流传过程中经历了多个文本层次的转换。对这些转换过程以及相应文本特征的出现做深入辨析与解读，可加深对早期书写观念的认识，对早期文献的文体学与文本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马端肃公诗集》刊刻、流传及价值初考

《马端肃公诗集》是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马文升的诗集，白寿彝先生在其主编的《回族人物志》中认为该诗集已经佚失。其实，《马端肃公诗集》自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刊刻后就一直在流传，并于20世纪初收藏在南京图书馆。笔者试对《马端肃公诗集》的刊刻、流传情况及价值作一考论。     

论文化传播与文本传播的关系——以《一千零一夜》在中国的传播为例

  《一千零一夜》小说文本在中国的传播,时间较晚而且早期译本水平不高。但是从社会文化生活和民众接受心理来看,中国民众对《一千零一夜》这种类型的阿拉伯故事比较熟悉,而且容易接受这些作品。从历史文化角度考察,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中流传已久,传播地域相当广泛,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和受众基础。这种文化传播弥补了《一千零一夜》作品传播的薄弱之处。文化传播与文本传播不同步但是可以相互推进的特殊现象,很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李白诗歌用韵研究

历来对李白诗歌的研究多以诗歌内容为主,很少有专门从形式方面(包括格、律、韵)来研究的。这不能不说是李白研究中的一大缺陷。研究李白诗歌中的混韵现象,说明对平水韵的改革是必然的。     

李白诗歌的旅游审美境界初探

李白诗歌所体现出来的旅游审美境界,是由悦耳悦目的体游之境至悦心悦意的神游之境达悦志悦神的醉游之境,渐次递进,逐步深入的.悦耳悦目为第一重境界体游之境的特征,属有我之境;悦心悦意为第二重境界神游之境的特征,恰处于有我之境至无我之境间的跨越;最后的悦志悦神则是第三重境界醉游之境的特征,达于无我之境.把李白诗歌旅游审美境界归纳为此三重境界,对于挖掘李白诗歌中的美学思想有一定意义.     

玉与李白诗歌

李白诗歌中的"玉"物象多达三百多处,究其原因,中国几千年的玉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诗歌创作,使其作品诗歌深深地烙上了玉的影子。     

论李白的大言

李白好大言,在诗中常常表现为有意夸大数目、用巨额数量词进行修饰以及爱用艺术变形的手法,还表现为对雄伟阔大、奇特壮美意象的追求,因而形成其诗豪放飘逸的风格和瑰奇宏阔的美学特征.李白喜好大言主要跟他粗犷豪爽的个性和浪漫的气质密切相关,跟唐人豪迈自信、说话夸饰的社会风气紧密相关,还跟传为宋玉所作<大言赋>、<小言赋>和南朝至唐流行创作<大言诗>、<细言(小言)诗>的影响有关.     

李白乐府诗歌《蜀道难》等三首同音重复的语言风格

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本文运用汉语韵律学的理论,分析李白《蜀道难》等三首乐府诗歌中运用同音重复手段所产生的一唱三叹、突出主题、加重感情等音韵魅力和语言风格,揭示了作品中语言风格与托物言志的意境、“挥斥幽愤”的思想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让读者从新的角度体味李白乐府诗歌崇高的浪漫主义意境。     

想象的他者——李白诗中西域意象的文化透析

李白与西域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他的诗歌中存在着不少西域意象。对李白诗中西域意象分析,可以看出西域作为一个文化的他者存在于中原文化的集体想象中。对西域的想象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西域与中原既是地理的政治的关系也是文化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     

李白诗中的西域文化考论

天才诗人李白的诗歌中存在着不少西域文化因子,这些因子营造了李白部分诗歌的西域文化氛围,也证明着诗人与西域文化的一定关系.     

论李白的乐府咏史诗

李白的部分乐府咏史诗,虽然在表面上具有与南朝相似的题材女性化、趋同化特征,却蕴涵有女性生命关怀意识;而其他大部分作品则全面恢复汉魏兴寄传统,扭转了南朝、初唐时期比较孱弱单一的格局,拓展了乐府咏史的题材,标志着盛唐乐府咏史进入了一个广阔天地。同时,其乐府咏史诗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多为旧题,但能恰当地处理复古与革新的关系,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征。此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李白诗歌的认识。     

李白与李贺游仙梦之比较

游仙是中国古代文士反抗世俗迫扼的一种经常性方式。盛唐李白与中唐李贺留下了许多游仙奇梦,这对他们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文章对李白与李贺游仙梦的内容与主题、意境与结构作了分析,指出了其间的某些差异性,并对游仙梦为诗人提供的精神“补偿”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