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治理：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新路径

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在“全域旅游”这一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对于市场乱象的整治、旅游环境的改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传统的政府综合监管模式因缺乏协同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而难以应对层见叠出的旅游纠纷。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更新和规范调整，检视了现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行业等方面的不足，引入协同治理思想形成政府、司法、行业、公众、社会多方共治的新时期治理模式，找准协同治理的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本土化建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新模式以发挥内外部多元化模式协同效能与效度，助力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多方面、多层次的深度融合，积聚各部门优势推动协同治理的实现。     

基于博弈论的债券市场监管主体重构分析

我国债券市场多头监管,高度分散的现行格局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基于库诺特博弈模型对我国债券市场多头监管机制和集中统一监管机制的优劣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需要重新构建一个集中统一的有效监管体系,以促进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及其法律规制

供给机制不完善是造成公共产品供求矛盾的一个根本原因。现行单向的决策机制、一元的供给主体和垄断性供给方式带来诸多弊端。创新供给机制,建立自下而上多利益中心决策机制、建立包括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在内的多元化供给主体机制和供给方式。法律规制中应赋予不同利益组织参与决策权,主体间供给责任分配。规制法律既有公法还包括私法,并遵循双重利益平衡和充分竞争原则。     

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思考

食品安全监管是衡量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以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研究对象,以政府监管理论为理论基础论证政府成为食品安全供给主体的必然性;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框架内分别从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职能分配、运行机制四个方面系统地剖析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其原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理性分析了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启示。     

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以上海为例

协同治理是时代背景下旧城改造的应然模式。通过案例研究,探索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和实现路径。参照Ansell与Gash的协同治理模型,通过对上海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构建的初始条件、制度设计、催化领导和协同过程4个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现行的“土地储备”旧城改造模式中蕴含着协同治理成功的若干要件,但是依然存在着政府间协同效率低,社会企业参与渠道阻滞,旧区居民参与水平低等问题。从利益保障、组织再造、运作优化3方面重构旧城改造协同治理机制,提出完善制度安排、加强府际协同、建立社会企业参与渠道、提高居民实质性参与水平的实现路径。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形成机理与转型研究——基于“诺斯悖论”理论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展开,引发了诸多弊端。在此背景下,基于“诺斯悖论”理论,从分税制改革动因、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土地产权制度、转型期地方政府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路径依赖”对以土地出让为主的地方财政获取模式的强化作用方面,分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形成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从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建立现代农村土地产权征用制度、科学划定中央与地方政府土地财税收益的分配关系、地方政府向“城市公共治理者”角色转变、建立科学全面的政绩考核体系等五个方面提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     

食品安全监管：行业维度下的自律分析

＂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是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法》所架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为真正落实《食品安全法》就监管体制所做的安排,需要从制度上强化食品行业组织的自治功能,完善食品行业自律监管机制,从而真正实现以行业自律监管弥补政府监管失灵的预期功能,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整体效率,并推动食品安全立法目标的实现。     

从广东“镉大米”事件看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

广东的“镉大米”事件,折射出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在生产环境保护、风险监控与评估、追溯机制建立、信息公开等方面的缺陷,亟待加以完善.未来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应立足于粮食安全法的“社会法”属性,厘清政府监管部门的角色定位,避免职能错位,建立起一套体制科学、责任严明、执法严格的监管体系.     

食品安全监管法律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生产领域潜在的安全风险十分巨大,食品安全监管也成为政府关注的头等大事.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保障的核心是政府监管职能的实现.为此,不仅要克服我国传统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弊端,而且要落实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机制.这就要坚持食品监管公共利益原则,合理安排现代风险社会条件下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分配.同时,也必须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监管的局限性,避免对行政监管的过度依赖,早日实现从单一行政监管体制向复合的市场化监管体制的转变,实现市民社会食品安全法治,使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之上永悬利剑.     

我国食品安全危机的体制成因

近年来,我国频繁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事件使得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我国现行分段式监管体制入手,阐述了由分段监管导致的监管职能、法律体系、安全标准和检测、认证体系中存在的漏洞及缺陷.并从明确政府部门职责、统一法律体系、完善食品安全标准和加强行业协会作用等方面提出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短期与长期思路.     

激光增材与精密切削加工铝合金技术的发展

江西余江的宅基地制度改革采用了国家与社会良性协同共治方式,是善治理念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实践。在政府主导、村庄主体、民众参与的“三位一体”联合共治结构中,国家权威与社会权威联合机制、政府公开与社会监督机制、个体与整体的权责利相匹配机制、社会表达与政府回应的制度化、社会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规范化,共同保证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和法治性,从而实现了乡村善治“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协调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三位一体”的治理组织主体和村民理事会的组织形式兼具理论与实践创新。     

网络社交中的表情包传播优势、传播失范及治理对策

表情包在当今网络社交生活中因为具有醒目性、求异性、社交性、便捷性和利益性等特征而广泛活跃于各大平台,但是也存在一些传播失范现象,带来传播低俗文化、传播攻击性文化以及侵犯肖像权等问题,借鉴“河长制”治理模式对表情包传播中的失范问题进行规制。研究认为,“河长制”治理模式既强调统摄各个环节以建立首尾衔接、环环相扣的治理链条,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闭环治理,又强调综合运用法律监管、技术监管、行政监管、自我监管等治理手段,藉此形成对表情包的协同治理。研究还认为,应当由相关政府部门担任表情包“总河长”,统筹管理表情包的有序发展; 表情包制作者、使用平台及大众担任“河长”,分别从源头管理、过程管理、全民监督等方面对表情包进行有效治理,从而进一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社交环境。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英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与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的社区治理是政策主导型治理模式,即政府通过加大社会政策的贯彻力度来实现社区发展的目标。采用事实分析、文献分析等方法,阐释了英国社区治理实践的基础、社区治理的总体战略和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英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进行过程监管。同时,"社会企业"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行政干预还是市场调节?——以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为例

多主体参与项目治理是项目制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普遍治理形态和经验模式,是长期以来"有为政府"干预和"有效市场"调节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回顾历史,我国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体管理到向以农业企业为代表的多主体共治的转变,这一转变对项目参与主体地位、资金配置、协商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这一结构转变的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制度和市场条件逐渐成熟,即"政府适时适当的宏观调控"和"逐步完善的市场机制";二是政府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需求日渐凸显,即"政府的有为需要市场力量"与"市场主体发挥了有效作用"。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的影响

利用2014—2018年沪深A股连续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Bootstrap方法对样本进行了5 000次的反复抽取,构建单一与链式中介模型,基于内部治理视角实证检验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行为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由媒体报道代表的外部监管和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代表的内部治理对漂绿行为均能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同时内部治理具有遮掩效应,即当负面环境报道产生时,企业通过调整高管团队结构和内部监督水平以弱化外部媒体的冲击,进而形成“负面报道产生—高管团队调整—内部监督弱化—漂绿治理削弱”的链式传导路径,说明企业漂绿行为的内外部“协同”治理效果不佳。对此,有关部门在完善媒体治理体系的同时,应当关注内部治理的“双面性”,实现企业内外联动,优化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机制。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正在好转,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面临挑战。选取不同媒体监督条件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代表性案例,分析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可以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加强媒体监督可以引导政府通过行政治理来约束企业行为,推动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将会降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者背离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若限制媒体发声,会助长企业的投机行为及监管者的地方保护行为,从而对企业、行业及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合理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可及时排解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企业及监管者各自的努力程度,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利大于弊。若要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需重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相关部门可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历史、成果与挑战

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治理机制的一种创新,它对于减轻政府压力,整合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类服务需要等具有积极的意义。目前,中国政府购买服务的实践已由点到面向全国范围推广,并且实施更为规范、范围不断扩大、类别逐渐增加。但是,仍存在着重“绩效”而非“服务”、考评机制不够健全、作为承载主体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健全、不均衡等问题。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