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两种理欲观的对峙--王夫之批判李贽的根源剖析

在理欲观上,李贽主张人欲等同天理,私欲即为公利,认为人的欲望是真、善之物,从而认欲为理;王夫之认为人欲不能等同天理,理欲"同行异情",主张以公私区分理欲,存公欲去私欲,以理统欲,以理节欲.该文分析这种理欲观上的深刻分歧,以及王夫之对李贽的批判,并在二人的学术背景、对佛禅的态度、社会立场以及生活的态度等问题上作进一步剖析.     

王夫之世界观新论——从一多关系研究王夫之哲学

本文以王夫之哲学一多关系为纲,分析了其方法论、自然观、认识论、社会观等诸方面的论述,发现王夫之宇宙论的本原、本体是超物质的、只潜在着“理”的“经星以上之天”,在生化过程之中理主宰气;“逆而推之”人们的认识是以先验的“德性之知”为根本,闻见之知非“真是”;君主体现天理,主宰历史。据此,本文认为王夫之哲学世界观的基本倾向是理(心)气(物)“调合”“二重化”、理(心)为根本。     

论传统儒家的伦理体系及其局限

礼、道和理不仅是传统儒家的核心概念，而且由此可以形成儒家行为哲学体系。作为概念的礼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动作，礼是行为。在对该行为的经验基础上，人们抽象出普遍之道。道描述了一种无形的、抽象的、普遍的观念。它成为具体行为之礼的标准。天理概念的出现将追问引向深入。天理不仅是普遍之道的客观依据，而且还是现实之礼的终极性法则并由此为礼给出了存在论证明，证明了礼的合“理”性，在绝对之理、普遍之道的支持下，礼成为正当的行为。这便是普遍性超越。如何从普遍观念走向具体行为，传统儒家缺少了某个重要环节。     

德川日本徂徕学的礼仪制度重建

日本儒学"古学派"代表人物荻生徂徕的思想很具批判性。他的工作主要分两部分:一是通过复原圣人之道的原貌来彻底颠覆宋儒的形上学,一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来为制度重建奠定基础。由于圣人之道具体体现为礼乐制度,所以其在现实世界的落实就应当重建礼乐。荻生徂徕先肯定"礼"是先王制定的"准据",具有普遍性,同时指出圣人制礼以"人情"为依据,所以作为普遍性之"准据"的礼仪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运用,必须"斟酌己意"、"求合人情",并按照"心之所安"的原则来实行。但是徂徕深感中日"代殊土殊俗殊",故若要在现实日本重建礼仪已基本无望。     

汉代礼仪用乐探析

汉代礼仪用乐包括仪仗用乐、皇帝和皇后即位仪式用乐、丧葬用乐、养老礼和射礼用乐、遣卫士用乐。仪仗用乐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异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养老礼和射礼用乐体现了先秦古礼和古乐对汉代礼乐的影响。此外，黄门鼓吹可以使用在仪式开始或者仪式结束环节，起到标志作用。宫廷礼仪中出现黄门鼓吹是黄门鼓吹署出现的重要原因。     

张载礼理关系问题辨正

张载在北宋理学家中以重礼著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言"礼"而罕言"理"。在宋明道学话语体系中,对礼理关系的探讨多具有本体指向,而张载从践行的角度来探析礼理关系显然具有工夫论指向。在张载看来,"天"或"太虚"是最高的终极实在,"礼"与"理"皆本源于"天"而非"天理"。以"礼本于天理"来总结张载关于礼之本源问题的探讨,不利于准确理解其"天理"概念及工夫论特色,也无法从总体上把握关学与洛学的差异。在张载那里,礼的实践过程就是实现内外合一的过程,礼理先后问题的实质只是对内外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因此,"以礼合理"是张载礼学思想的必然落脚点——后世关学衰落便是此思路中断所致,"以礼代理"或"以理代礼"也皆非张载的初衷。张载通过对"执于礼"和"执于理"的两偏之失的救治,以礼理贯通、"以礼合理"的思路重构儒家礼学,对包括朱熹在内的道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清代鸦片战争后以儒为本以洋为用的治国思想

明清之际,封建统治阶级使程朱、陆王理学走向极端,已出现了危机。尤其王夫之、戴震对理学的有力批判,更动摇了它的统治地位。王夫之提出要砍除理学的痼疾,治国以不应循古人足迹行进,要因时制宜。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说:程朱理学天天鼓吹分清天理、人欲,极力抬高天理,而把“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皆视为不合天理的人欲,要人们革除,使人求生不得。由此,戴震得出结论说,理学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颜元认为理学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世风,而儒家思想真正学术却日趋衰竭。于是他强调教育之大务在明人伦,真正掌握仁义礼智等德性,而后要学实业。提出要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以     

王夫之的法治观：以礼法之辨为视角

礼法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话语之一。政治文明中有关礼法关系的讨论，乃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的思想巨擘，学界对其礼法之辨的精彩阐释却多有忽视。以礼法之辨为视角审视王夫之的法治观主要涵盖如下几个层面：“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刑以佐礼”；“守义礼为法而乃以成正而无缺”，表现出王夫之在政治哲学方面重礼治轻法治的倾向。     

《韩诗外传》中的神灵与祭祀

：《 韩诗外传》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先秦时期所形成的神灵信仰，承认神灵作为一种人格化的主宰干预并控制着人世的生产与生活。而以天或天神为主导的神灵对人事的影响遵循着赏善罚恶的原则。但同时，《 韩诗外传》又通过一种感应论的阐述削弱了神灵的权能及意志，并借由阴阳之说为天人感应及其维系的善恶报偿赋予了新的依据。《 韩诗外传》对神灵的矛盾态度也体现在对祭祀的理解中，《 韩诗外传》一方面承认祭祀讨好神灵的效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祭祀有助于维系、彰显礼乐伦常所需要的某些情感，具有教化的意义。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试论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的和谐理念

儒家“礼乐刑政”治国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礼治”以“和而不同”为追求,推行教化,力求实现社会相对的公正合理;“乐治”通过发展“中和”之乐来促进礼乐交融,以乐化人;“刑治”以“无讼”为理想,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倡导体现公平的法律原则;“政治”则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强调君权的理性控制以及严格的职官管理制度。四大治国方略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也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郭店儒家简与孟子心性论

郭店儒家简有较丰富的人性天命说的内容。人的性情,禀赋自天。神秘的天道天德是人道人性的终极根据。肯定人的情气和内在生命有为善的趋势,以情言性,即心言性,是楚简与《孟子》的相同之点。在存心养性、“仁内义外”的问题上,二者有所区别。孟子对他以前的心性论作了理论的提升和推进。理解“情”与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内在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四端七情”恰恰是天人之际的纽带。性善论既是道德理性普遍主义的提扬,又不排斥情、才、气性。在心志的引导下,道德情感可以成为道德行为的力量。     

李栗谷天人观研究——以人的命运问题为中心

李栗谷在对天、命观的研究中,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思考了人性命运的问题。他以圣人与天的经历为基础,力图把传统的重要经典联成一个整体,证明了天与人,天道与人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天与道遥相呼应,人对于人性有积极作用;人所应循之道是通过圣人来传递的,圣人与天相通。另外,在关于命运的看法上,儒学和基督教的观点体现出更多的互补性,而不是相异性。     

《都柏林人》童年篇与通过仪式

詹姆斯·乔伊斯本人把《都柏林人》看作是为爱尔兰写的一部"精神史",试图"通过童年、青年、成年以及社会生活这样一个顺序来全方位地展示爱尔兰社会的精神症结"。正是以乔伊斯的这一言论为基点,国内外学者从现代主义角度、精神瘫痪或顿悟、女性角度、宗教、社会背景、美学、文体风格或叙述艺术等多个不同的角度对这部小说中的一篇或几篇进行解读和研究,为全面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尝试利用社会人类学的通过仪式理论对其童年篇进行一个全新的解析,旨在指出童年篇对整部系列小说行文结构及主旨的决定性作用。     

王一庵平民儒学思想析论

王一庵尽管晚年做过低微的下级教育官员,但就其一生行谊来看,仍属泰州学派平民学者。他继承了心斋之学,并在诚意慎独方面有自己的新发展。一庵的诚意慎独之学是他平民儒学思想的理论依托,"自强""法天"观念彰显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主体意识,"随分而成功业"体现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事功观。一庵以讲学集会为实现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这种手段的苍白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觉民行道"的"外王"取向,始终徘徊于"内圣"内涵的边缘上,难以真正向外拓展。     

王船山乐教思想探微

乐教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王船山继承并对儒家乐教思想加以新的阐释.他从形上追求、社会进化、当时社会现实等层面分析了建立乐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完满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乐教的教化.他认为乐教能引导和改善人性,使之具有德性;夯实道德和情操,完善人格培养.深入挖掘王船山的乐教思想对于我们培养和造就健康、自由、理想的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天道言说之正当方式——以王夫之庄子学为视域

通过对庄子"浑天"思想的阐发,王夫之提出,正当的言说天道的原则包含三个层面:(1)不离地以言天;(2)天主理而地主气;(3)言天止于神化而止。对天道言说原则的如上理解,王夫之试图表明,天道本身是区域性的甚至是相对性的;天道不是绝对的超越者或形而上学的造物主,而是一种将秩序与浑沌包裹在其中的气化论宇宙观;作为神化之来源的天道具有一种不为人的知能所穿透的浑沌性与未决性。     

王夫之诗乐关系论探讨

本文主要讨论船山诗论与乐论的关联.船山诗学理论注重音乐性的重要原因,是以为"音"比"言"具有更高的表现能力和表现范围.王夫之认为,乐教的功能须由诗来担当,故诗就只以"言"为载体,而以"永"、"声"、"律"为审美追求.其诗论中"简"、"敛纵"、"柔缓"的追求,与其乐论有明显的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