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包世臣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主张。反对“重本抑末”，提倡“本末皆富”，主张改革盐政和漕运，禁绝鸦片贸易。这些思想已超越地主阶级的范畴，成为中国近代反侵略、反封建的新的社会思想的一部分。     

论近代国人自办报刊舆论对魏源思想的传承

魏源作为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这一关键时期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其反帝爱国思想、政治变革思想、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以及倾慕西方民主政治的态度,无疑启迪着近代国人积极探索“启蒙、救亡、自强”为主题的近代化道路;而国人自办报刊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报刊舆论积极传播西方民主政治,宣扬反帝爱国、政治变革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主张,无疑是对先贤魏源思想传承的结果。     

先秦时期“重商”思想初探

在我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重商”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它的基本含义不同于近代的“重商”主义,指的是在我国古代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统治阶级的某些思想政治家,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重视商、工业经济的发展,提出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主张或措施。这对于古代经济的荣繁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我们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鸦片战争时期反侵略的爱国思潮

毛泽东同志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在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中,一部分具有进步倾向的爱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反侵略爱国思想,有的还亲身参加到抗英斗争的行列中去,这些士大夫的反侵略爱国思想和活动,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的组成部分。这部分士大夫人数不多,影响不小,其主要代表有龚自珍、林则徐、魏源、黄爵滋、包世臣、张穆、陈庆镛等人,本文主要是介绍他们在鸦片战争时期主张禁烟、抵抗侵略的爱国思想。坚决反对英国的鸦片侵略,主张严历禁止鸦片     

试析包世臣的“厚生”思想及实践

包世臣早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引发了他对民生的思考,清由盛转衰社会环境和民生凋敝的现实促使他更加关注民生疾苦,在他的诗、文和论著中都渗透了对民情的记录和悲悯;在深刻分析危害民生的主要原因之后,包世臣提出＂劝本厚生＂主张,并将灾民、贫民、市民以及商贩小民等都纳入其关注的对象。实践中,包世臣建议为政者,＂先察民心之所向,次验民力之所堪＂,＂培国脉而阜民生＂,并积极推动赈灾活动,在其各种改革建议中,都提出了保障民生的具体措施。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法律思想论辩考评

人们往往认为,在古老的中国,重农抑商、反对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是亘古及今的文化传统。其实,先秦时期曾经有过相当发展的商品货币经济,也有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和法律思想。到了汉代,又发生过维护商品经济的法律思想与摧残商品经济法律思想的论辩。论辩的结果促成了重农抑商思想的稳固,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面,通过《周礼》与《商君书》、《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对此略加考评。     

“商品化”提法值得商榷

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商品经济存在并一定要得到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是,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并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把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绝对夸大,以至强调到“商品化”的地步。所谓“商品化”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商品经济性质,使商品关系普遍化、绝对化。甚至还有人主张把商品关系化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对此,我们认为值得商榷。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张扬

龚自珍、包世臣、林则徐、魏源、冯桂芬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五位先进人物，在政治思想、经济运筹以及时代精神的感受力方面，他们显示出超人的素质与才识，然而，在经济伦理上他们却囿于传统，缺乏创新。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就经济操作的细节，诸如货币、漕运等提出建设性的新方案，但是，对儒家伦理教条的膺服又限制了他们思路，使其在探究经济行为的伦理动因时难以提出具有近代色彩的鲜明主张。     

包世臣经济思想研究

清代嘉道时期,严重的社会危机唤起了一批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竞相提出各种改革主张乃至从事某些财政、经济改革的实际活动.包世臣作为其中的一员,其"天下之富在农"、"本末皆富"、提倡私人商业活动、"行钞代银,夺银之权"等经济改革主张值得关注.     

近代早期启蒙者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者,创立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文艺美学理论.其主要代表龚自珍倡导关心"民生饮食"与"尊史",以此阐明其文艺美学"经世致用"观;魏源发表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理论见解,主张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基础,发挥文学的治政作用;包世臣强调文学不能脱离"民事",把"悠关国家"作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和最大价值;冯桂芬呼吁发挥文学"考镜得失,匡时济世"的社会作用.他们的思想虽都鲜明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更新时人的文艺美学思想,促进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