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

五四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框架中处理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他们所信奉的公民爱国主义,以民主主义诠释民族主义,以民族的政治认同代替民族的前政治的族裔和文化认同。这种建基于民主公民国家的公民爱国主义,表达了民国初年启蒙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理念。同时,五四知识分子都是世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追求人道主义和世界大同的启蒙理想。五四后,陈独秀等启蒙知识领袖并没有转变为民族主义者,他们即使疏离了个人主义,也没放弃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理想。而五四的世界主义也是启蒙知识分子转而接受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媒介。     

晚清小说的“未来想象”与民族主义思潮

晚清"乌托邦小说"通过对未来世界的想象适应了中国人在当时构建民族国家的需求,其中包含了知识分子渴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知识分子也在文学世界当中,通过多维视角和多层次对民族国家的具体形态进行了描绘,丰富了晚清民族主义的含义。晚清小说当中的民族主义思想经由报刊传播和小说的阅读而进入大众之中,在推动民族主义从思想形态演变为社会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最早的工人党员

中共“一大”前后，党员大部分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中央局的负责人陈独秀对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一个工人入党而感到很是遗憾。一次偶然的机会，陈独秀通过《民国日报》编辑部的邵力子结识了徐梅坤。     

解析"反中国情结"--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产生了知识分子的所谓"反中国情结".这种"情结"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个人与群体"有道与无道"三对矛盾,又可以从"面向未来的民族主义"与"回向传统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中找到原因.     

陈独秀启蒙模式演进的再认识

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为了拯救国家和人民,一批批知识分子作出了艰难的努力。陈独秀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一员。在五四时期,他意图通过向民众启蒙的方式来挽救中国,他所推行的启蒙模式在历史洪流中不断演进。同时,在这一模式的推行过程中,陈独秀以其鲜明、坚定的态度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启动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试探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认同——以“陈彭案”为中心

通过"陈彭案"的研究,从而探讨该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认同感的动员与整合过程,并分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自我认同感得以整合和重构的因素,认为与五四情结、陈独秀个人声望、国民政府独裁和民族危机深重有关;最后认为抗战是知识分子的趋同走向。     

应该宣传和学习"独秀精神"

在为陈独秀辩诬的任务完成之后,迫切需要宣传和弘扬陈独秀的伟大精神。独秀精神的基本内涵是:永远寻求真理努力实践的精神,永远执着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这些精神具有陈独秀的特质,而且已经化为他的人格操守,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优秀的楷模。     

民族主义的选择和淡化——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方向

近现代中国的国情使知识分子面临艰难的选择,而民族启蒙和社会革命二者又不可兼得。因此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功利主义的影响下,倡导社会革命,力求中国尽快摆脱困境,从而导致民族主义的淡化。     

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

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它主要源于外来的强烈刺激,而非中华民族自身在近代化方面的发展,因而它的特征是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特别发达,而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则异常薄弱。由于对付沉重的民族压迫主要是靠保持原先生产方式的农民,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双重的:推动了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紧密结合,也使得形成真正的近代民族多了一层障碍。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了新阶段(解决“球籍”问题)。民族主义的内涵已从政治转向经济。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可以更好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野与重构

1915年9月,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易白沙、吴虞、钱玄同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新青年》等刊物为阵地,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发起了一场反对封建思想,解放“人性”的新文化运动。它使中国知识界进入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处于挽救民族危机的的迫切形势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野,使他们以自身不同的信仰、立场进行了历史性的重构,走上不同的“救国道路”。正是这期间,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革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     

梁启超、梁漱溟文化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梁启超与梁漱溟以儒生的忧世情怀和担道意识,衍生出对民族前途和文化走向的深情关怀.随着国内外形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他们的民族主义也相应地改变,从政治上的诉求到文化上的救赎,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拯救苦难中国的最终归宿.本文拟对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进行初步的比较,以期厘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危机四伏的中国的忧患之思.     

陈独秀与《新青年》

《新青年》发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影响.为《新青年》作出贡献的有一大批杰出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反封建思想深度而论,陈独秀比不上鲁迅,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陈独秀更远落在李大钊之后.但纵观全局,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影响是全面的,又是其他任何人不可比拟的.陈独秀是《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从创刊到终刊的七年间,除了一九二○年十一月到次年九月这段时间外,他一直主持编辑部工作.作为刊物的主持者,陈独秀的作用主要是:     

试论陈独秀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正>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而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应如何评价?史学界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建党前后的陈独秀究竟是什么人?有人说他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人说他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有人说他是资产阶级民     

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

陈独秀否定共产国际照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指导中国革命,主张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先发展资本主义,对高度集权和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苏联政治体制持批判态度。陈独秀对苏俄革命和建设模式的反思与批判,总的来说是比较客观求实的,并且,这种反思的眼光显得异常敏锐,具有比较准确的预见性和深邃的洞察力。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也存在某种“受过者”的愤懑和旁观者的隔膜,少数言论脱离当时实际,不合时宜。也就是这种敏锐、良知、趋前及与现实的矛盾,导致了陈独秀作为“终身反对派”的悲剧。     

当代民族主义的类型学分析

民族主义是贯穿整个90年代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在我国大量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由于缺乏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进行类别分析,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陷入了严重的概念混乱之中.本文结合近年来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部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等6种民族主义的类别判断.以期引起对科学使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关注.     

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无论是海外还是大陆,无论是学者、政界领袖还是下层民众,对此都予以了广泛的关注。数量可观的研究民族主义的论著得以出版,如罗志田的《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李世涛的《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王春霞的《“排满”与民族主义》。反映民间、民众民族情绪的成果有宋强、张藏臧、乔边等著的《中国可以说“不”》、李希光的《…     

皖籍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的安徽作者群为例

皖籍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极具代表性的先进群体。随着《新青年》的创刊,在陈独秀的周围迅速地结集了以皖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队伍。而那些非皖籍的撰稿者们,无一不是与陈独秀关系熟稔或是有过一定的交往。地域情结固然是促成他们聚集的首要因素,但是共同的思想基点才是他们相互之间得以合作和联络的情感纽带和内在动因。     

全球化、民族主义及超民族主义

笔者继续近几年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研究,试图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构。在作者看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仅使得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被突破,同时也突破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为一种新的超民族主义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时所遇到的各种挑战。在这方面,比较文学应当对这种超民族主义的形成作出自己的贡献。     

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

民族主义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概念、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及当代民族主义存在的原因、困境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路向等各个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些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对深化民族主义研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