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朱子“新民”诠释的理论意蕴及其内在紧张

朱熹认为古本《大学》首句“在亲民”当作“在新民”,并在“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的整体关联中诠释了“新民”的理论意蕴,即以“明明德”为根基、以“止于至善”为意义指向、以政教为手段实现社会整体的归化。若以周文王典范,“新民”则成为道德主体由内而外自我开显的历时性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若以孔子为典范,“新民”则成为主体成德过程中一个受时势限制的偶然性事件,只具备纯粹的外王意义。相互否定的“文王之道”和“孔子之道”在朱注中的并存凸显出高度的内在紧张,并消解了成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平民大学”的伦理意蕴

大学之道在于求知和求善的统一，求知是手段，求善是目的，在此意义上，大学是一个伦理实体。“平民大学”坚持的是平等主义哲学，它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大学所具有的伦理特征以外，蕴含着在“资源-权利”层面上的公平公正性；在价值取向上对绝大多数人幸福生活的追求；在“意识-人格”层面上对平民意识和平民人格的塑造，培养“人中人”的平民归属感和幸福感的深刻伦理意蕴。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欲望：诗意的“放松”与“离开”——“本体性否定”视角下的人生观

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如何健康地对待欲望而又不是轻视性地超越欲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放松地对待欲望”包涵着对“自然性”的新的理解，而“离开欲望”则是指“不满足于欲望”的“穿越美学”所致。如此，人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完整的人”。     

“经济人”假设存在论新思考

对“经济人”假设的讨论可谓是老生常谈，但“经济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生存时频频遭到来自不同领域的批判又迫使对“经济人”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经济人”假设能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生，在当前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文章从“经济人”的存在入手，分析“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性，批判“经济人”的泛化，最后提出“经济人”存在的合理方式。     

“五四”乡土题材小说民俗描写的文化意蕴

“五四”作家对民俗的关注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对民俗的描写使“五四”乡土题材小说具有开阔的思想视野和丰厚的文化意蕴，显示出更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文化色彩。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     

论“公民”概念的本质及其历史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它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学、法学和伦理学内容，其本质是公民身份，即拥有权利义务的主体。它区别于人民、臣民、市民等概念。“公民”在西方经过了古希腊罗马、近代的发展，在现代又随着社会互动、国际交往和人道思想的普及等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公民”概念不断被扩展和修正，可以说，“公民”至今仍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     

梁启超论教育宗旨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关注教育宗旨问题的学者。甲午之战后,他从救亡图存出发,提出了“以政学为主义,艺学为附庸”的办学方针,强调对改革急需的政治人才的培养。戊戌变法后,高举培养“新民”的大旗,率先对中国近代教育宗旨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五.四”运动后,又提出发展“圆满人格”、“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方针,倡导以人格教育为核心的“三达德”教育。他对教育宗旨问题的不懈探索和大力倡导,突破了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推进了精英教育向社会教育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他已关注到现代教育的真谛,即人格教育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历程。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与习近平“新时代”的逻辑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昨天和前夜。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习近平“新时代”前溯百年的历史状态,是黑暗的前夜;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习近平“新时代”的昨天状态,与今日的“新时代”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习近平“新时代”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演化的必然逻辑,推动这一主要矛盾不断演化的是中国人民持续百年的不屈抗争、流血革命、艰苦创业、不懈奋斗。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习近平“新时代”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从屈辱、奋斗、站立、富裕到强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一历史画卷还要继续向前展开,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将为世界作出更大、更杰出的贡献。     

简析梁启超的民族史研究

梁启超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民族”概念问题、中国民族的来源、中国民族的分类、民族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其对近代民族史学的贡在于，一是促进了民族史学科的独立与繁荣，二是为后世树立了民族史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为近代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基本路径，四是为近代民族史学提供了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民族史学的不足和缺陷在于汉族中心论取向及具体问题研究之空泛。     

民族主义与晚清民族国家认同——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从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造成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危机。革命派强调民族的血统,从单民族国家理论出发,提倡种族式的排满。保皇党人则重视民族的文化认同,鼓吹包容满汉的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梁启超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有力推动者,其态度几次转变,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入思考。     

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

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提出了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基本内涵是:联合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以构建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汉族是民族共同体的中心和主体;保存族粹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汉族主体与清廷权威,民族诉求与民主诉求,保存族粹与借鉴西方之间的矛盾是"大民族主义"的主要缺陷."大民族主义"顺应了中国现代化的需要,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于革命派民族观的转变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的贡献颇大.     

论梁漱溟的民族主义思想及其递演

从对民族与文化双重危机的体认中,梁漱溟衍生出对民族与文化前途的深切关怀.由于国内外情势和自身认识的变化,梁漱溟救国救民的思想也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诉诸政治到入佛沉潜,再转向文化上寻求安顿,清晰地映现了他民族主义思想的衍变理路.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成为理解梁漱溟全部思想的基本点.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评析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是其文化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梁漱溟提出“宇宙大生命”之说,用“本能、理智、理性”的三分法和“理性为本,理智为用”的原则,改造传统儒学的心性理论,使之上升到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水平,并将真善美的价值作为联结理智和理性（直觉）的中间环节,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为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方法,在现代新儒家中也可谓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梁启超新民思想再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系统、完整地提出新民思想的第一人。他杂采中西道德,强调教育新民,意欲塑造一代资产阶级新型国民。但由于他没有把变革封建经济基础及其政治制度与新民结合起来,因此未能造就中国之新民,并最终向旧传统复归。     

试析梁启超的身体政治观

19世纪中晚期,中国正处于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梁启超以巨椽之笔,鼓吹身体改造对中国救亡的重要,形成了一系列身体政治思想。他认为国土犹如身体,国家和身体一样是自然淘汰的结果,国民身体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大。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身体样式,即新民,为此,首先,摆脱奴隶身体树立国民身体;其次,摆脱个人身体,树立群体身体。他还主张晚婚、胎教与反缠足,主张身体的生产性。梁启超的身体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的"修身养性"和近代的"身体救亡"理论。对梁启超身体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认真总结,对当前身体研究和身体开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