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性别政治与翻译的忠实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重点关注的性别切入,揭示传统“忠实”概念背后的性别隐喻,展现女性主义译者对“忠实”概念的再度概念化过程,并分析它给翻译研究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革新。然而女性主义的“忠实”产生了与之相反的实践效果,交流的困惑提醒女性主义译者思考重新诠释“忠实”的必要。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普通医学翻译中的常见问题及对策

翻译是译者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文化活动,应尽最大可能使译文“忠实”于原作,作为科技英语之一的医学翻译也应遵循这一规则。但从现实情况看,译者们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至于不能使译文“忠实”于原作。本文仅就多数译者在从事普通医学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对应策略进行分析研究。     

论文学翻译批评标准——“忠实”的相对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常将“忠实”作为衡量文学翻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原文至上”原则，却忽视了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本文试图运用阐释学和接受关学等理论观点，从作者、原作、译者和读者四个方面来说明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和原文文本不可能产生一种超越时空、惟一正确的终极性理解，译者和读者的能动参是文学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作对原作的“忠实”只能是相对的，若仅以忠实与否作为评价译作的标准则无疑会使翻译批评具有很大的局限而失之片面。     

译者主体性之哲学思辨

译者主体性是指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从哲学角度对译者主体性进行探讨,这对译学研究具有一定建构意义。“理解的历史性”让我们看到了翻译活动的创造性特质,“期待视野”使译者对翻译策略有多元选择,凸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介入;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译者的主体性不是孤立的“占有性”独白,它应体现在与原作者及的语读者共存的平等对话中。     

译者的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理论着眼于将原文看作“绝对标准”,主张译者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控制,使译文忠实原文。译者的身份因此被定位为“仆人”。本文借用现代文论的观点讨论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认为无论在理解还是表达阶段,译者的主观能动参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在翻译研究中,译者的主体性应受到重视。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文化语境与语篇翻译

语篇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语义整体。语篇翻译的成功与否受诸多因素影响,尤其是文化因素。在语篇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确立语篇意识,把它置于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去思考,才能“忠实”地再现原文内容和文化信息。语篇翻译即是文化翻译。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