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救助权国家义务之逻辑证成与体系建构

社会救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核心内涵之一,在社会保障权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保障公民社会救助权的顺利实现,是解除贫困群体的生存危机、维护社会底线公平、体现政府公共责任的有效路径。社会救助权的保障仰赖国家履行相应义务,国家义务是社会救助权实现的根本保障,具体涵摄国家尊重义务、保护义务和给付义务三个层次。对于社会救助权的保障,国家尊重义务是基础与前提,保护义务是后盾,给付义务是核心。     

社会救助中国家义务的履行

社会救助权是社会保障权体系中的基础部分,并作为生存权的核心内容,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社会救助义务是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体对于遭受自然灾害、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其他低收入公民,在其无法以自力维持生存时而给予物质帮助或非物质上的帮助,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保障其维持生存之最低生活水平的义务。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公民社会救助权利是国家的当然义务,推动社会救助的进步,实现公民生存权也最终有赖于国家救助义务的有效履行。国家救助义务履行的程度是公民权利保护实现程度的关键,有效履行国家救助义务首要的是需将国家义务法律化,具体包括宪法、条约和法律途径;其次是需要厘清具体履行义务的主体,完善履行义务的具体方式;最后是完善义务不履行的救济途径。     

救助义务探折——以恋人关系为视角

救助义务是一种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特殊关系是引起作为义务的重要根据。目前对恋人之间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源主要是先行行为,而对于无先行行为的恋人之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亟待法律对其适当性扩张。     

论灾难救助信托受托人的信息提供义务

灾难救助信托作为成熟的慈善模式,在我国运用实施的前景广阔.然而,透明度的缺乏阻碍了灾难救助信托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对受托人信息提供义务的属性以及相关构成进行研究.以灾难救助信托的慈善目的以及捐赠人的意愿为核心,应将受托人的信息提供义务界定为积极义务,捐赠人可以根据自身权利请求受托人提供信托财产管理运用的信息.同时,根据灾难救助信托的特点,捐赠人的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灾难救助信托的受托人应当积极运用电子平台等手段,根据信息的具体类型及时予以披露.     

论违反法定救助义务的民事责任

为保障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能够在危困状态下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设定了法定救助义务条款。《民法典》第一千零五条是不完全性法条，仅规定了具体义务，未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以法定救助义务主体为线索，分别探析救助者与被救助者在适用本法条时需承担的民事责任。期望通过对法定救助义务条款拟制的法律责任予以界定，有助于受损利益的恢复以及社会治理功能的实现，这是法定救助义务条款顺利适用的必由之路。     

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面临的问题、不适及应对——由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引发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使命和新出现的贫困现象,对我国的社会救助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贵州毕节留守儿童自杀事件则反映了我国的社会救助理念没有实现由消极救助向积极救助的转变、救助工作缺乏立法支撑和强制、救助方式单一、救助部门之间缺乏管理、协调和沟通、农村基层救助力量薄弱等诸多问题.为应对挑战与不适,我国的社会救助应在立法、理念、方法、管理、队伍建设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以充分发挥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护线和安全网的作用.     

刑事诉讼中法官的救助义务——以被害人为视角的分析

不同的法律传统和民族心理是造成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居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其诉讼地位，应当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救助义务。为此，应当从权利告知义务、权利保障义务、权利救济义务三个方面着手构建完善的法官救助义务体系。     

一般救助义务的刑事化问题

将一般救助义务刑事化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宗族社会治理和连带责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自秦至清，均设有见危不救的相关罪名。近代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宗教教义，迄今几乎所有国家的刑法都设有“坏撒玛利亚人法律”。普通法在传统上虽持反对立场，但例外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从损害原则出发，在缺乏阻却事由的情况下，未能履行一般救助义务的见危不救行为是对他人利益的不法损害，应当入罪。从立法效果上，则可呼应社会团结的刑事政策目的。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一般模式，结合我国罪名体系现状及立法习惯，可以将见危不救罪设于第四章遗弃罪之后。总之，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应对罪名数量脱敏，保证犯罪化的正当性才是刑事立法的核心要义。     

侵权法中的作为义务探究

国外立法例对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规制模式不尽相同,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理论界对作为义务的研究在结合中国司法实践方面略显不足。对于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探究,应当将国外立法例、中国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与司法实践情况结合起来。中国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设计应当遵循如下思路:无须在一般条款中明确作为义务;合同约定不应成为侵权法中作为义务的来源;不应当规定一般救助义务;作为义务来源应当具有层级性,且该层级性应当以重塑安全保障义务为中心。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上)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焦点之一,但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制度构建中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