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着两种幸福观的差异,甚至将这种差异扩大到综合论与理智论之间持续不断的理论论争,往往纠结于哪种幸福更重要和根本。这种论争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细致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缺少思想史的考察和整体的判断,并不能凸显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置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德性伦理的理论背景中考察,又能够放在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对现代规范伦理的理论反思中凸显复兴德性伦理的幸福意蕴,会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根本特点,体现出他所特有的"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学说"辨析

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是一种符合中道的品质,因此,理解亚里士多的"中道学说"是理解其德性论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并不是一种纯粹数学意义上的过多和过少的中间量,而是一种不同主体根据具体情境通过实践理性而选择的行为的相对正确性.中道的相对性并不会导致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因为德性已经决定了中道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只有具有实践理性的人才能在具体行为中找准中道.这一学说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德性的行为培养和分析判断能力的双重强调,体现出了亚里士多德时人的完善所需要的道德关系的深刻自觉.     

论亚里士多德的阶梯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一卷中通过目的论论证与功能论证得出幸福是最高的善与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而在第十卷中,幸福却变成了仅仅与智慧同一的思辨活动。这显然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体现出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不一致之处,同时也引发后世思想家对幸福是涵盖论或理智论的论争。但通过细入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目的论、功能论证及外在善的佐证,可以将其幸福观解释为一种温和的涵盖论——阶梯幸福观。在阶梯幸福观中,思辨活动是首要的幸福,而合乎德性的活动则是第二位的幸福,同时过实践生活所需要的外在善也包含其中。     

目的论视域下西方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嬗变——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伦理学为学术资源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两位伦理学家的思想内容和理论体系,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却是"形似而神不似"。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目的论观念与德性伦理天然结合,以善为纽带相遇在宇宙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中。但在康德这里,目的论思维与德性论却呈现出变异改造的景象。于是,古希腊以来的德性传统在结构模式、价值根基、幸福追求等多方面发生了嬗变,一种以善为最高价值追求的德性伦理形态渐渐退隐,逐渐让位于一种以应当为至上目标的规范伦理形态,悄然改变了德性论道德哲学形态的发展样态和行进轨迹。     

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的善就是幸福,人的幸福是合乎人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只有合乎最好最完善的德性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幸福是最好、最高尚、最快乐的活动.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幸福与快乐——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诠释及其启示

“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是亚里士多德德性幸福论的一则核心命题,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他对幸福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融合。这对建构我们当代的幸福观,正确理解幸福和快乐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研究系列之二

"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是亚里士多德的至理名言,明确而深刻地表述了公正在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所以是一切德性的总汇,是因为公正是最完满的德性,是因为德性是灵魂的公正秩序,是因为公正是城邦的共同利益。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汇"的思想,为我们确立公正的地位,培养公正的品质和公正行事的习惯,树立了千古流传的楷模。     

亚里士多德论友爱

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是他的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是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友爱的基础在于共同性。他强调作为朋友就要共同生活,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许多朋友。朋友是另一个自我,对朋友的爱就是对自己的爱。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这些思想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有可能在今天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复兴。     

“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新探

中庸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方法论和全部思想的基石,是贯穿于他的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理论和美学思想的一条重要的红线,也是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的核心."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这一思想渗透在他的悲剧净化理论、生命美学以及艺术美论之中,中庸是打开亚氏思想宝库的金钥匙.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治乱与和谐——亚里士多德治乱执政理论分析

执政理论不仅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其水平也达到了古希腊思想家对执政问题认识的高峰。如何治乱的理论是其执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归纳为城邦动乱的表现及发展趋势、城邦致乱的原因以及城邦治乱的措施三个方面。亚里士多德的治乱执政理论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教益。     

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一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理论前提;二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依据;三是亚里士多德论道德选择的目标。通过研究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道德选择在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理论及其方法论蕴思

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理论主要载于《工具论》的《辩谬篇》和《前分析篇》中,另外在《修辞学》一书中也有阐述。在《辩谬篇》中,亚里士多德从分析反驳入手对谬误做了定义和界分。《前分析篇》中所体现的特点正是要以明确谬误研究中的逻辑因素。作为逻辑应用理论的现代谬误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它不是来和现代形式逻辑竞争的,更不是用来反形式逻辑的,而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净化灵魂 创造幸福——有感于《尼各马科伦理学》的幸福理论

幸福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科伦理学>中重要论述的论题之一,其中,他指出幸福是一种最高的善,但幸福的获得是有条件的.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给我们指出创造幸福生活的途径.     

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理论内核

分权制衡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是“三权分立”思想的基础。分权制衡的思想在基督教义中就有体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古代混合政体理论也提出了分权思想，并且出现了三权分立的雏形，而中世纪的最大贡献则是立法权从王权和教权中分立出来。分权制衡思想的成熟分为两个阶段：即侧重于理论的启蒙思想发展阶段和在美国建国实践中完善的阶段。分权制衡理论基于对人性的一种悲观评价，是对人民主权理论所带来的“多数人的暴政”的一种限制和预防，是法治对人治的驱逐。     

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叙事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古典叙事理论的发轫之作。第一,亚氏认为文学叙事起源于摹仿,叙事的本质是摹仿和虚构的有机统一。第二,把以情节作为第一要素的古典叙事理论进行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证和归纳。第三,指出了叙事时间、叙述者和叙述声音等具有现代叙事学意义的叙事手法。第四,梳理了叙事效果的类别和途径。第五,提出了叙事批评的标准。总之,亚氏的《诗学》无疑是西方第一部有关古典叙事理论的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的经典著作。     

隐喻的运作机理

从亚里斯多德等人的传统隐喻观到Richard的互动理论直至当今Lakoff的映射理论,人们对隐喻的认识已经从当初的修辞学研究进步到了认知语言学研究。隐喻的产生必须以相似性为基础,以语义冲突为要件。在此基础上,结合语境进行联想才能推断出隐喻意义。     

情感：判断抑或显像——对纳斯鲍姆认知主义情感论的再审视

就伦理思想而言，纳斯鲍姆既是亚里士多德非科学的实践慎思观的拥护者，也是斯多亚主义治疗学的伦理学的倡导者。依据亚里士多德实践慎思观，显像是成全知觉判断的关键因素。然而，对灵魂治疗的关切使得斯多亚主义伦理学更青睐情感的判断论。为提供关于情感的统一说明，纳斯鲍姆有意淡化“判断”与“显像”的差异：由于一切情感判断都蕴含显像，因而本质上说，情感就是一种判断。从亚里士多德显像论以及当代心理治疗实践看，接受这种统一说明或将面临过分简化的危险，因为情感的判断论和显像论各自道出情感的复杂面向。纳斯鲍姆为情感提供统一说明的努力可能归于失败，构成情感的必要因素不是判断而是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