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宪法司法化是通过司法途径来保障宪法的实施。宪法司法化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违宪的司法审查 ;二是通过宪法诉讼救济受侵犯的公民基本权利。本文从宪法司法化的两方面内容以及宪法价值实现和宪法权威树立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宪法司法化的必要性     

宪法司法化:对司法化宪法的期待

走向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客观趋势。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主要是认识上存在误区。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可以而且应该司法化。宪法司法化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现实需要。     

司法应当在宪法制度下合法运行

通过考察司法概念在中外制度上的演变,指出司法概念在当下制度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通过考证司法概念在我国目前制度化的状况后指出:司法概念目前不属于我国现行宪法所认可的制度化术语,它的正当性主要存在于执政党的司法政策中.要贯彻落实依宪治国的指导思想,必须提倡依宪司法,而当下要实行依宪司法的首要任务就是司法入宪.从我国现行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出发,我国司法入宪中的司法只能是广义上的,而司法入宪的结果必然要求宪法司法化,在广义司法框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属于享有最高司法权的最高司法机构.与此同时,法院、检察院也应当在司法入宪的前提下,依宪司法,推动司法宪法化,保证宪法在司法审判中得到正确的实施.主张只有司法被纳入宪法制度下运行,司法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制度功能,充分发挥其公正为民的法律救济作用.     

宪法司法化：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路径

由于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法官缺少运用宪法的知识和理念,人们对宪法属性认识不够以及司法实务界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等原因,导致我国宪法存在严重的"虚置"问题,公民基本权利也难以保障,这样宪法司法化就势在必行。可喜的是,现有的国际成功经验可借鉴,国内的初步实践也可总结。司法机关可以通过宪法解释权、宪法监督司法化等措施实现宪法司法化,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必须司法化的几点理由

宪法司法化是切实保障人权、宪法的法律性、宪法至上、依法治国、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等各因素的综合要求,是我国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我国宪法必须司法化。     

宪法实施视域中宪法援引典型案例分析

随着宪法实施被赋予更高的要求和价值,宪法援引成为推进宪法实施的有效路径。宪法援引在司法实践中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有其合理之处。通过检索分析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某省进行宪法援引的裁判文书,发现其历年援引宪法的文书数量、援引主体、援引法院和援引内容体现了宪法援引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及其蕴含的价值。宪法援引的确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提高裁判文书的专业水平以及法律逻辑的严谨性和说理性,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转化为可靠的司法现实。同时宪法援引中存在的缺乏制度保障等问题也不可忽视,需对宪法援引做出妥善的制度安排,以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论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     

论宪法司法适用的主旨

国内一度引起学者专家争议的宪法司法化、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已经经过学者一番严谨讨论,但是"宪法可以司法化"吗?"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提法是否妥当?宪法是否可以作为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决文书中直接援引?宪法是否可以司法适用?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宪法的地位决定了宪法的权威,但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可以在司法中适用。部门法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就应该诉诸部门法;当部门法缺失时,法院还应当诉诸宪法,而不应当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理。宪法司法适用的主旨:一是宪法间接性援引,二是使合宪性解释成为一种宪法义务。     

关于我国宪法实施的两个具体问题

在我国有关宪法的司法解释和由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所谓宪法案件,关乎宪法的贯彻实施。在我国社会主义阶段不可能由普通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享有审查违宪的权力。因此,普通法院引用宪法审理的案件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宪法案件。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释依照宪法和立法法本身缺乏法律的支持,加之以司法主体解释宪法就更显得牵强附会了。所以,所谓宪法司法化不等于就是在实施宪法;有了所谓宪法案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宪法就司法化了。     

论宪法司法化

随着我国宪政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宪法司法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对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困境及原因、宪法司法适用的理由及现状,并试从宪法司法化的意义与根据、妨碍因素及解决途径的角度加以论述。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

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各种诉讼途径对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行为给予否定性评价或者制裁,从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恢复行使或者得到等价补偿或赔偿。由于我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采取"依据法律的保障"方式,即通过普通法的诉讼来完成,就使得相当多的已被我国宪法规定而没有被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下位阶法所具体化和细化的基本权利,在现有的司法体系下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通过对宪法司法化内涵进行界定,分析了公民基本权利司法救济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设计与选择,并对完善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     

论宪法诉讼的目的

宪法诉讼的目的,是宪法诉讼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以及对宪法诉讼机制性质的认识而为诉讼活动之展开预先设定的目标。宪法诉讼制度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解决宪法冲突(通过解决宪法冲突维护宪法秩序);二是保护宪法权利。制约宪法诉讼目的的主要因素包括:立法者对宪法冲突被进行司法性评价的容忍度和宪法裁判法官们对自身使命的认知;宪法诉讼目的的实现方式;宪法私法适用的程度、方式。确立宪法诉讼目的应予考量的价值要素包括秩序、法治和自由。     

从合宪性解释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路径

自＂齐玉苓案＂以来,学界掀起一股探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热潮。有学者否认中国宪法司法化,但是宪法司法化存在三种形式——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的直接援用以及宪法的间接性援引,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力架构和规范逻辑并不排斥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作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形式。此外,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进行合宪性解释的过程一般都伴随着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试论宪法司法化的障碍

宪法司法化是中国法治化的一个里程碑。中国宪法司法化存在宪法理论、社会宪法意识、国家机关体制建设以及司法人员素质方面的障碍需要逾越。当前,我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用宪法来限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自由,推进社会进步,是时代的要求。中国法治建设必将克服宪法司法化的障碍,进而推进中国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与宪法司法化

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要发挥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 ,不应只停留在强调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广泛主体提供了根本行动准则等方面 ,更重要的是要把宪法引入司法领域 ,通过宪法司法化强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真正树立宪法权威 ,以宪法的司法化限制公共权力 ,规范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保护公民宪法中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当前需要从认识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缺陷入手 ,通过纠正人们对宪法认识上的偏差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司法制度 ,有效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论宪法司法适用的法理基础

宪法的司法适用具有理论和实际的双重意义。在对宪法司法适用这一概念理解的基础之上,指出宪法司法适用具有三大法理基础:一是宪法的法律属性;二是宪法至上;三是权利保障的终极性目的性价值。     

合宪性解释与中国宪法司法适用的路径选择

学界提出合宪性解释是实现宪法司法适用的一条新路,但因合宪性解释与宪法司法适用的概念不清而产生了巨大的争论。合宪性解释存在违宪审查与普通诉讼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与违宪审查没有本质差异,后者是指对法律解释的方案做出合宪性选择。宪法司法适用存在解决机构争议、联邦争议和宪法诉愿等宪法问题、处理法律的效力问题和解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模糊、冲突以及解释选择问题等三重空间。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难以打开司法适用的局面,但普通诉讼层面上的合宪性解释则具备司法适用性,其宪法解释的性质也揭示了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前途所在。     

试论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

我国宪法进入司法程序是十分必要的。宪法司法适用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和实现真正的法治国家。但是,当前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许多障碍。为扫清障碍,可在确立牢固的宪法意识的前提下,提高司法独立程度和法官的素质,建立普通法院适用宪法的模式。     

宪法缘何不能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兼论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及“宪法司法化”矫正

依现制,宪法不能被直接援作裁判依据,法院也应拒绝单纯援引宪法之诉.实践中,最高院却屡对宪法的适用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不少地方法院也在裁判中引据宪法作为论证的补强工具或裁判依据.然而,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同于宪法诉讼或违宪审查制,司法解释也不具有创设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的功能.任何背离体制的探索既是盲目也是危险的,立足体制,激活现行宪法监督适用体系,完善相应的协作机制,或许才是中国民主宪政的根本出路.     

略论中国司法改革与宪法的关系

司法改革不能脱离宪法进行。宪法对司法改革具有启动功能、指引功能和规范功能,同时符合宪法的司法改革对宪法价值的张扬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改革必须以宪法价值的回归作为前提,并以此作为价值指导,正确处理改革违宪与合理性问题,按宪法配置司法改革权,并发挥法院在宪法监督中的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