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家庭支持与孕产妇分娩前后抑郁风险：基于Oaxaca与Fairlie分解方法

孕产妇抑郁风险是世界范围的健康挑战，家庭支持是影响孕产妇抑郁风险的重要因素，但其在分娩前后孕产妇抑郁波动中的作用和贡献却鲜有研究。文章基于调查数据，结合回归、分解等方法，分析家庭支持因素在孕产妇分娩前后抑郁状况波动中的贡献程度。结果显示，家庭支持状况显著影响孕产妇抑郁风险，孕妇在分娩后，其抑郁风险会显著下降，家庭支持、医疗状况因素合计贡献了下降幅度约50%，家庭支持因素贡献度较大（约30%），超过了医疗因素贡献度（约20%），照护状况、医护水平、公婆关系三个变量作用显著。家庭支持是孕产妇抑郁风险的重要防治因素，家庭支持系统建设应是全生命周期妇女健康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研究维度探析

目前西方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渐已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研究维度,即制度维度、文化维度、系统与环境维度,它们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理路对现代社会风险和风险社会进行了独特的阐释。本文在对三个研究维度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同时,分别就各研究维度的理论预设、认知取向、研究视角等进行了剖析和审视,并进一步理清其各自的价值预设、架构体系及本质特征等,以达到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较为准确的把握和理解。     

现代性视阈下的风险文化批判

风险文化理论的提出是对现代性进行深入反思和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重大理论成果。风险社会是认知和反思现代性的基本理论维度，它也许会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而发生转变，但并不能被相对单一的风险文化彻底地取而代之，这主要因为在风险社会视阈下，以拉什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充斥着重重悖论，而且这些悖论也使得风险文化的乌托邦昭然若揭。对风险文化的深入批判为我们从文化视角对风险进行科学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     

文化视角下中国石油企海外并购的风险识别

石油企业海外并购是企业实现海外市场拓展的重要手段。在石油行业低迷时期的海外收购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无法预料的危机。成功的并购离不开对各种风险的研究。从文化角度而言,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必然面临民族文化、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多重风险。文化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外并购的成功。从文化风险的来源入手,分析了不同类型文化风险产生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德尔菲识别技术、分阶段识别技术和对比分析技术识别海外并购不同阶段的文化风险。利用SWOT风险分析法分析各种文化风险带来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策略。     

经济文化类型与少数民族生育和性别文化——贵州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及出生性别比的人类学解释

经济文化类型是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它回答的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问题。少数民族生活在相对恶劣的环境中,传统生育性别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少数民族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都较高,本文以贵州为例,借助人类学中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对少数民族生育行为,传统性别文化的历史根源以及现实情况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田野调查看佤族传统生育文化存在的问题

本文从１９９７年作者在云南西盟、沧源佤族地区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为基础,从佤族传统生育观对现实生育的影响入手,运用民族学生育文化理论,具体分析了佤族生育文化中存在的三方面问题,即：一、佤族传统生育观与人口控制问题;二、佤族传统生育与婴儿成活问题;三、佤族妇女生育健康问题。认为：控制人口数量,发展文化教育,变革传统生育观念,提高妇女生育健康水平,是佤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我国生育文化的研究

本文描述了我国生育文化研究中的三方面主要内容：关于社会—文化对生育率影响的纯理论解释、人口人类学解释以及家庭—家族文化方面的解释,对之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今后应重视关于生育行为的内在结构和影响生育的中间变量的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的生育行为与家庭幸福感——从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视角的观察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长期低生育水平已经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文章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分析了生育服务、托幼资源、二孩生育等及其与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的关系,发现:育龄女性对于医院生育服务的评价与其家庭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三岁以下子女的日常照料对育龄女性家庭幸福感影响显著,孩子主要由自己照顾时,29岁以下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孩子主要由托幼机构照料时,30³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39岁育龄女性的家庭幸福感最高;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30³9岁育龄女性是2016年生育二孩和已经怀孕即将生育二孩的突出人群,她们对优质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服务的需求强烈。研究建议:为充分挖掘"全面两孩"政策的生育促进作用,国家、政府和社会亟需为育龄女性特别是为高龄孕产妇家庭提供数量更充分和质量更优的生育服务和托幼资源。     

绿洲农业开发风险分析研究进展

西部大开发中,绿洲农业综合开发成为热点。由于绿洲环境的特殊性,在农业开发建设中必然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风险,从而影响绿洲的可持续发展。该文在介绍绿洲概念和生态特征的基础上,从水资源可持续性风险分析（分为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水资源可持续性评价和生态脆弱性评价三个部分）、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评价（主要是防护林评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性评价三个方面展开,介绍了绿洲农业综合开发和社区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风险（生态风险中的水资源风险和防护林风险）、移民管理风险及投资风险的理论和评价方法,为绿洲风险的评价研究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基础资料介绍。     

风险文化:拉什社会理论的主导语

拉什在批判地继承了道格拉斯、维尔达夫斯基和贝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风险文化的核心在于美学性的反身性和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实质就是赋予风险以美学意蕴。拉什的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使得风险话语呈现出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既相互抗衡又互为促进的良性发展的局面,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理论。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我国生育文化的研究

本文描述了生育文化研究中的三方面主要内容：关于社会－文化对生育率影响的纯理论解释,人口人类学解释以及家庭－家族文经方面的解释,对之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 今后应重视关于生育行为的内在结构和影响生育扣间变量的研究。     

浅析文艺复兴后西方生育文化理论的发展

文艺复兴后,西方不仅对生育文化本质理论、生育变动发展理论和生育调节等理论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生育活动发展的一般规律,生育文化理论的发展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社会风险的整合治理机制与模型建构

在社会风险理论的知识谱系中,主要形成了"现实主义—社会风险"、"制度主义—风险社会"、"建构主义—风险文化"的理论演进"连续统"。与之相对应的是,在这三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风险治理的三种模式:基于现实主义的以专家为中心的"工程—技术"模式,基于制度主义的以政治为中心的"组织—制度"模式,基于建构主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社团—运动"模式。论文在梳理这一知识谱系的基础上,重新设计和厘定了社会风险治理的流程框架,并结合风险流程三个阶段的治理重点与三种风险治理模式的不同特点,建构了一个系统的、复合的、循环的社会风险整合治理机制模型,以期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现代性风险的挑战。     

《南京市高危孕产妇管理规范》对孕产妇分娩方式影响的研究

收集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74 038例孕产妇相关信息，以其分娩结局（即剖宫产和生理产）为切入点，分析3年剖宫产率的变化情况，并以2017年为基线，通过多因素分析探查政策施行当年和第二年的效果。总体上，3年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74 038名孕产妇的剖宫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线性趋势卡方检验，χ2值为51.708，P＜0.001），但根据孕产妇是否高龄（≥35岁）和是否首次分娩分为四类（非高龄非首次分娩孕产妇、非高龄首次分娩孕产妇、高龄非首次分娩孕产妇和高龄首次分娩孕产妇）后发现，仅有非高龄首次分娩孕产妇的剖宫产率存在下降趋势。在多因素分析中，2018年的剖宫产率为2017年的0.890倍，2019年的剖宫产率为2017年的0.869倍，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反映《南京市高危孕产妇管理规范》对于控制35岁以下首次分娩孕产妇的剖宫产率有作用，但对于高危孕产妇的作用并未显现，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政策完善。     

国外生育意愿研究经验对国内相关研究的启示与反思

发达国家第一次人口转变、第二次人口转变均早于中国,在生育意愿研究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是生育意愿概念、测量方法以及生育意愿特性界定上比较科学合理。其次在理论分析框架上,从生育意愿的计划行为理论,到生育意愿变动的生育周期控制理论,构建了完备的理论分析体系。三是基于理论指导,深刻分析文化规范、经济因素、职业冲突、家庭权利分配等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避免了将一些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统一归为影响因素。而这些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恰恰为国内学者所忽略,由于国内生育意愿测量方法的不科学,也导致生育意愿对未来生育水平的预测能力大大降低。     

基于ERP的审计风险模型研究

ERP在企业中的实施使审计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提供审计服务的注册会计师在ERP环境下,如何理解审计风险模型的内涵,并应用审计风险模型来控制审计风险,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ERP环境下影响审计风险模型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和检查风险三个方面。注册会计师应该在分析这三种风险的基础上,在ERP环境下应用审计风险模型对审计风险进行控制。     

当代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与规制

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是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对文化产生的威胁以及使文化发展偏离正常轨道的可能性,这种风险的产生源于科学技术内在的不确定性和外在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文化符号的传承、人类信仰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都有所表现。因而必须通过内部控制和外部治理来有效规避科学技术的文化风险。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中国社会风险治理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的凸显及所引发的严重后果,预示我国已步入了风险社会。面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风险,需要选择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使其更适用于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社会质量作为一种全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不仅诠释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福祉,而且与社会风险理论的有着内在联系和价值的耦合。社会质量框架将社会风险的各种碎片化概念整合在一个框架内,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文化,从组织到个体呈现了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四类社会风险,挖掘了风险社会的深层秩序空间,使社会质量视角中风险治理就有了独特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保障,而且凸显构成要素间的互动及关系的调整,从而构建了广泛意义上的风险治理,也正是社会质量的理论诉求--谋求制度世界和生活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