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的雅典政制

一政制(The Politeiai)“雅典政制”在亚里斯多德全部著作中的地位,我们是由“尼科马库斯伦理学”那部书的结尾一节中得知的。在论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福祉的论著中,那部书是第一卷,而“政治论”则是第二卷;在前一部书的篇末(尼科马为斯伦理学”,Ⅹ.Ⅸ.21,23) 提到了后一部书的弁言大旨,其中曾有“政制集编”、“集编的政制”的措辞;据说“政治论”中一般的论及各国的稳定性和种种政制特殊形式的稳定性部分,以及论及政府良否的原因部分(政治论,”卷三至卷六),将以这些政制集编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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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聪明的人一位年轻人决心寻访雅典最聪明的人,并拜其为师。他来到德尔菲神庙,向神求助:“神啊,请你告诉我,谁是雅典最聪明的人?”神说:“凡人之中,最聪明的是苏格拉底。”年轻人虽然知道苏格拉底是大哲学家,但是怎样断定他就是最聪明的人呢?年轻人想了一个办法,决定去拜访雅典     

浅析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

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从自然哲学当中脱离出来,不仅在于他发现了人类无法通过求助于外而真正认识世界的本体,同时还由于在他看来,“心灵”作为世界的本体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而是人们的精神,并且这精神具有规整万物的作用。苏格拉底本体思想的变革,最重要的在于他提出了“善”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苏格拉底在“善”的概念中引入了“自我”的概念,如果说“善”的概念并没有将苏格拉底的本体思想同自然哲学家的本体思想区别开来,那么“自我”的概念则佐证了“善”的本性是“心灵”中的绝对理性,是存在于人类精神之中的世界的本体。苏格拉底不仅仅将伦理学引入了本体论,同时也将认识论与其紧密结合。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格拉底的思想实现了古希腊哲学的本体思想从求诸于“外在世界”到求诸于“人的心灵”的变革。     

正义还是虔敬？——《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柏拉图教育思想评述

两千年以前的希腊有一位象中国的孔子一样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出生在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曾游历过麦加拉、埃及、昔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四十岁左右他回到雅典建立一所学校,名叫“学园”,他在学园中从事教育和写作达四十余年。柏拉图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教育家。他十分关心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了挽救日趋走向危机的城邦奴隶制度,他企图改革当时的政体,提出了建立“理想国”的方案,而把教育视为实现和维护“理想国”的根本手段。为此他著书立说,提供教育理论和方案;开办学园,培养和造就未来的统治者;他还派出学生为一些国家提供政治咨询。     

浅谈护卫者教育与哲学家教育的关系

从苏格拉底意蕴深长、精微深邃的对话思想中，我们不难剖析它独特的思维框架。苏格拉底面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由繁荣走向衰落的状况以及社会内在的种种矛盾，不由·得引发了一番深思，他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与教育密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政治强有力的工具。众所周知，教育是一个琐碎而至深的话题，一条畅通的教育之路则无不内在地留下了前后相继的足迹。统观《理想国》，苏格拉底关于护卫者教育与哲学家教育相互关系的论述就是一种同点异构、“线段和射线”、批判与继承式的教育图景。     

雅典国家的产生及其初期政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是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又是希腊民主政治形成的典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对于探索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的雅典历史发展及其城邦初期政治制度的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想对雅典国家的产生及其初期的政制问题作一些探讨,并对一些传统观点谈些不同的粗见。文中的“雅典国家初期”是指从提秀斯以后至梭伦之前这段时间。     

虔敬与苏格拉底审判的二重性

虽然苏格拉底在宗教实践上与其他雅典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能更虔敬,但其基于理性的宗教认知却与遵循习惯与本能的后者相去甚远.而他对雅典人信仰行为的理性质询,则可能导向对公认的宗教实践的一系列怀疑.这就使苏格拉底审判具有了必然性.古希腊城邦的政教合一,既决定了作为德性的虔敬与正义的二重性,也决定了苏格拉底审判的复杂性质:它既是一种政治审判,也是一种宗教审判,而不是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单纯的政治审判,或仅由信仰动机而引发的宗教审判.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本文通过对顾炎武政治思想中“治人”与“治国”概念的辨析 ,揭示了顾氏关于政治主体与伦理主体分职合作的思想 ;进而剖析了其“众治”思想 ,认为其中内含着“分天子之权”和“宗子辅人君之治”两个方面 ,前者意指政治主体内部实行分工合作以共治其国 ,后者意指伦理主体通过其伦理活动来辅助政治主体治理好国家 ;最后通过对顾氏政治思想逻辑进程的考察 ,指出了他最终把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归结到宗法制度的重建上。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图式及其作用机理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探询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价值体系。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以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为合法性资源，儒家建构一个精巧的政治秩序样式，并对其作用机理作出了精致的安排。在结构安排上，坚持以“三纲八目、内圣外王”为总纲，以“己—家—君（国）”为秩序载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在作用机理上，主张“天理—礼法—人情”、“天—君—民”的三角互动和“天—君—臣—民”、“己—家—国”的双向互动。     

山西编村制度研究

在弱肉强食的军阀混战年代 ,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发展其军事实力 ,巩固其军阀统治。效仿日本的市町村制及军国主义统治模式 ,在山西实行区村制 ,真正把军阀政权下移到村一级 ,并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民治主义嫁接到其军阀极权统治中 ,实行“以村为本”的政治建构和政治管理 ,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军阀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中国传统“治道”概念辨析--兼论中国管理哲学之可能性

"治道"作为中国思想史中本有的概念,其广义的指涉范围包括了中国古代学者们针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等构成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宗旨的知识体系,而其论说范围意味着"(理想的)'治'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身。古代思想家们从不同的层面、角度表述了其各自所理解的"治道",并非基于相同的支点命题预设。     

《一九八四》的记忆政治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西方文学中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在三大帝国构成“静态”平衡的国际体系前提下,以主人公温斯顿和大洋邦的统治者英社为基点,塑造了五种历史与记忆的空间。从记忆参与政治建构的角度看,在这些记忆空间中,英社和温斯顿分别以记忆操纵和个体记忆为途径,来构建各自的历史叙事,以达到争夺大洋邦统治合法性的目的。通过两者的鲜明对比,奥威尔深刻揭示了人性与记忆、历史与极权统治的复杂关系。     

灵魂的教育者——《王制》中的苏格拉底与荷马

一直以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王制》中提出的"诗与哲学之争"问题,都是西方政治哲学与文教传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要理解苏格拉底提出的这一问题,首先要考察其被提出的语境,即《王制》中的苏格拉底对诗的两次批评。通过分析这两次批评,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对诗的讨论与灵魂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鉴于古典意义上的诗人和哲人都是灵魂的教育者,对诗与哲学之争意义的考察就必须从灵魂教化的古典视野出发,才能得到如其所是的理解,超越纯粹思辨的哲学辩护和单纯的诗学研究。     

苏格拉底的新神

苏格拉底究竟有没有引进新神？对此,尽管苏氏本人及其追随者如柏拉图等人都予以否认,但从柏拉图尤其是色诺芬的记述来看,苏氏的确引进了新神。这位新神是一位至上惟一、全知全能、全善全德的信念神。作为信念神的新神显然不同于希腊（雅典）人信奉的作为人格神的众神,并与后者有着相对复杂的辩难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某种关系。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休谟、斯密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

目前,学界在对大卫·休谟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研讨中,往往将视角集中于自由、权利、民主等理论范式上,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权威、义务、责任等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曾对这两组思想理念进行过整全性的思考与探究,即他们的理论充分凸显了在自由民主宪政政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的重要性。他们批判了契约论者关于政治权成基于“自愿同意”、政治义务基于“承诺”的观点,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权能原则”与“实利原则”的基础上,并在“交互义务”的前提下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忠诚感。     

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核心权力交接问题

核心权力交接,即国家政治领袖层的交接班,是当代中国重要、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的核心权力交接存在个人色彩较浓,对克里斯玛人格仰赖较重,周期较长,变数较多等问题.文中提出了对完善我国核心权力交接的几点思考:培养民主政治文化,淡化克里斯玛权威;促进政治结构分化与功能专门化;实现政治运行法制化;加强党内民主.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

皇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权威的核心内容并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色。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朝统治,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超凡魅力型政治权威的本质。邓小平清醒的看到了中国政治权威的弊端,认识到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期执政的问题,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重塑。首先,正确处理了领袖个人权威与政党权威的关系,带头实行了退休制度。其次,强调民主权威和法治权威,坚决要求把党和政府的权威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将党的执政活动切实纳入社会主义法治的轨道,建立了政治权威的法治基础。第三,加强中央权威,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个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必须依靠中央权威,必须由共产党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