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时期的词缀“儿”

儿缀在金元时期用法灵活多样,规模扩大,是其由成型至成熟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以金元时期六部有代表性的文献为语料,从分布、意义、功能三方面对儿缀进行详细考察。此时的儿缀多用作名词后缀,同时也出现了附加在动、形、代、副、数词等多种新的虚化用法;以表达韵律意义为主,示律功能显著;构词功能进一步发展,儿缀在金元时期的突出表现是语言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伊”作第二人称代词始于何时

吕叔湘先生认为“伊”开始指代第二人称是在金元时期 ,或可能是在宋代 ;《汉语大词典》则认为“伊”指代第二人称用法是在南北朝时期。本文认为“伊”作第二人称代词在唐朝时就已出现     

《宋书》中词缀“复”的研究

本文就《宋书》中的词缀复的用法作全面考察。复不仅可缀于副词之后,也可缀于连词、动词之后。其中以副词为最,连词次之,动词较少。是魏晋南北朝一种颇为典型的词汇现象。词缀复在构词中已完全虚化,新词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该词实语素的意义。     

“什么”非疑问用法的演变和发展

“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大致分三个发展阶段：①唐五代时期；②宋元时期；③明清时期。在唐五代时期，“什么”有了虚指用法，但任指用法还不太稳固，并且指别性虚指明显多于替代性虚指。宋元时期，任指用法趋于稳固，但还没有替代性的任指用法。而明清时期，“什么”的非疑问用法已经很完善，既有虚指，又有任指，既有指别性的用法，又有替代性的用法。总之，“什么”的发展存在两个序列：1）虚指〉任指；2）指别性〉替代性。     

《红楼梦》“儿”缀称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红楼梦》“儿”缀称名遵循社会语言学“权势”与“等同”两条原则.在权势不等的人中使用,只可能是单向的,体现了交际双方不平等的权势关系.在权势相等时,有无等同关系制约交际者是否使用“儿”缀称名,以显示亲密或礼貌.这体现出权势关系不同参数之间的竞争以及在等同原则支配下交际者使用“儿”缀称名的不对称性.     

湖南安乡黄山头话中的小称

湖南安乡黄山头话的小称方式主要有五种:重叠、附加后缀"儿"、"伢"、"子"以及附加类前缀"吖吖[ηa55 ηa]"。"子"缀以表相对小称为主,其余四种主要表绝对小称。其中重叠、"子"缀、"儿"缀、"伢"缀具有西南官话特色,类前缀"吖吖"则独具地方特色。     

论“院幺”

元陶宗仪《缀耕录》卷二十记录了金元院本690种的名目，分为十一种类型，“院幺”是其中的一类。“院幺”这个名称，除《缀耕录》所载外，不见于其他文献。它肯定是院本的类型之一，不然，何以会列入院本名目？但它既不同于分列在它之前的和曲院本、上皇院本、题目院本、霸王院本、诸余大小院本这五类用作正院本的节目；也不同于列在其后的诸杂院台、冲撞引首、控插艳段、打路控搐、诸杂砌那五类属于艳段的节目。“院么”应该是另一种体裁的院本。从《缀耕录》的院本名目看院本的分类标准，技体裁而分的为和曲院本（合大曲、法曲而歌）。由…     

道教文学研究的新突破——评左洪涛《金元时期道教文学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金元文学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比较冷落的境地,至于金元时期的道教文学研究因其涉及宗教,问津者就越发寥寥。事实上金元道教文学却自有它特殊的存在价值和文学史意义。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致许寿裳》）而在《全金元词》中,道教词人所写的词竞也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由此看来，对于金元道教文学（尤其是词）的研究，乃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词史）“绕不过去”的难题，需要有志者敢于前去探求和开掘。     

从“武”到“文”——宋元时期山西地域角色变化及其原因探讨

文章通过分析山西区域社会在宋元时期历史发展的若干特点，考察宋金之际山西地域角色的转变，并探讨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传统宏大叙事的通史叙述中，宋代是以文化繁荣而著称于世的，金元两朝则由于是落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先进的中原社会呈现停滞甚至倒退。但具体考察山西在宋金元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看到，正是在金元两朝，其经济文化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一向以文化繁荣著称的宋代，山西因其以边防要地而呈现的是浓重的军事色彩。     

金元时期医学繁荣的思考

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流派争鸣、学术创新的繁荣时期。通过对金元时期医学繁荣的另类思考,认为其因素有四:即惯性与矫枉、灾难、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实用性技术的重视和北方医家们挣脱理学的束缚等,并略述了金元时期医学的繁荣对现代中医学发展的启示。     

韩国语接词功能探析

韩国语接词是韩国语教学的难点之一,它分为接头词和接尾词。接词附着在实词的词根上,构成新的词汇,称为派生词。派生词在韩国语词汇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研究构成派生词的接词,对学习和研究韩国语的学者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分析韩国语接词的功能,主要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原来词义的基础上添加新的词义;二是增强词汇的寓意程度;三是使部分新产生的派生词改变词性;四是使部分新产生的派生词改变语法功能。本文通过分析研究韩国语接词的各种功能,指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韩国语派生词的方法。     

近代汉语时期与动量词组合的语言成分

近代汉语时期,除数词外能与动量词组合使用的语言成分主要有：指代词＂此＂＂这＂＂那＂;疑问代词＂那＂（哪）;方位词＂后＂＂前＂＂下＂＂上＂;时间词＂今＂＂先＂;后缀＂子＂＂儿＂＂家（价）＂＂里＂等。各组合形式的出现时间和发展过程各不相同。近代汉语动量词在组合能力方面有一定的规律性：相对而言,计数动量词（＂次＂＂回＂）的组合能力最强,现代汉语中消失了的动量词（如＂过＂＂巡＂＂转＂＂度＂）在近代汉语时期的组合能力很弱;从时间角度来看,元、明时期动量词的组合能力最强。各组合形式的出现一方面与动量词及语言成分本身的发展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语言发展的类推作用有关;其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主要与同义词之间的互相竞争有关;社会时代是促进各组合形式发展或消亡的外部因素。     

辽金官营借贷研究

中国古代政府经营的官营借贷，早在《周礼·泉府》中就有文献记载。踵其后，两汉、隋唐、宋元各代政府都经营借贷，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然囿于种种原因，较之上述，反映辽、金官营借贷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就当前学术界对于辽金官营借贷关注还不够的几个问题，如它的类别、资本运营情况以及历史作用等方面做了研究。     

英汉两种语言中语素、词缀、词尾的比较

语素、词缀、词尾是形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素是构成词语的要素，是不能分割的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词缀是一种附加语素，表示词汇意义。可分为前缀、中缀和后缀。词尾是位于词根后面表示词形变化的标志，一般用来表示语法意义。     

论屈原的人格意识

屈原的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格意识。屈原生活在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最为频繁活跃的战国中后期，从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独立意识、圣贤意识、历史意识等思想意识可以明显地看到南北文化的精神特质在屈原身上的体现，战国“士”文化精神以及血缘、家族、宗法观念对屈原人格意识的生成影响颇深。屈原忧国、忧民、忧己的深厚的忧患意识以及他受孔、孟、庄生死观的影响同时又有所超越而做出的对死亡的坚定选择是其人格精神的重要体现。     

“果然”的成词过程及用法初探

语气副词"果然"是由名词"果"引申虚化为副词后,与词缀"然"构成谓词性偏正词组"果然"并在此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发展凝结而成的.先秦两汉时,它还只是一个使用频率很低的偏正词组,魏晋南北朝萌生了作副词的用法,唐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又引申出了作连词的用法.但"果然"作为副词用法的大量出现.是从元代开始的;作为连词用例的急剧增加则是在明清时期.副词"果然"在疑问句中表"究竟、到底"义的用法在进入现代汉语后已经消失.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所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

金代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元代沿用了金代这一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牌子已经具有户籍管理的职能,已经出现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载牌子户就是其例证．从而也证明了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为“渠牌制”。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