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理念的理性思考

文章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举证时限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进行分析,对有关举证时限制度的理念进行了剖析,通过与英美国家诉讼中举证制度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举证时限的适用,必须是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的争议点知情权和举证权的前提下适用,以这种理念做指导,才可能解决目前出现的许多模糊、往往会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问题。     

论当事人举证的程序保障

现行法在当事人举证方面存在权利不足、程序缺失以及无法从效果上得到体现等问题。为了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有效实现,真正体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当事人举证的程序保障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充分的举证权利、完备的举证程序以及裁判文书的充分说理等。     

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知情权既是人民监督员的重要权利,也是人民监督员有效开展监督活动的前提条件。然而,当前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在立法保障、主体保障、制度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成为制约人民监督员工作发展的瓶颈。因此,应探索人民监督员知情权立法保护的路径,强化人民监督员知情权的主体保障,完善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工作机制。     

论被告人知情权制度构建——兼论刑事案件法律释明告知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刑事被告人知情权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权利,直接影响着被告人应有权利的保障程度。我国法律与司法解释对刑事被告人知情权保护都有一些具体规定,但缺乏明确的直接性的规定,且时间滞后、内容范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模糊性,直接影响到被告人知情权的真正实现。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探索建立的法律释明告知制度在保障被告人知情权方面有着诸多创新,通过法律释明告知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探索,有望构建出完整的被告人知情权制度。     

公众的知情权与政务公开

知情权的基本含义是指人们享有知悉、获取官方情报和非官方情报的自由和权利，其核心内容是“知政权”。知情权不仅是一项人权．而且也应该是宪法权利。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就是要实现政务公开，实现政务公开的法制化。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公众知情权制度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频发,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知情不但是公众有序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条件,还有利于预防不利于生态环境行为的发生并及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更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顺利快速实现。但是我国知情权制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在知情权制度主体、客体、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扩大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权利主体范围、严格限制不予公开的信息范围、完善知情权司法救济,为生态文明建设公众知情权的实现提供法律保障。     

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边界

作为当代信息社会的重要人权类型,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正日益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网络环境的出现,使得人类社会活动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权利碰撞和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而权利冲突导致了权利边界问题的提出。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是有边界的,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网络信息都不属于知情权的客体范畴。确认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边界,应坚持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技术保障原则、权利行使的合法性原则、平衡与协调原则,实现网络环境下的知情权与其他权利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与协调,最大程度地化解权利冲突。     

论被追诉者的知情权

被追诉者的知情权是指被追诉者对公安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依法享有的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及法律依据的权利。被追诉者的知情权是其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的基础,体现了被追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充分保障被追诉者的知情权,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诉讼民主。     

宪法上的知情权及其救济

知情权由一项权利思想发展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体现了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与现状的不断进步。在我国现阶段，知情权应该是指主体在不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为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而了解相对方与自身权益密切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目前我国对于知情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导致许多知情权受侵犯的情况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权益，需要完善知情权保障的法律系统，创设知情权保障的救济途径。     

知情权及其性质探究

知情权是公民知悉、请求获取对其有利益关系的信息的自由。知情权可以划分为狭义知情权和广义知情权。知情权的性质,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分析,知情权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政治权利,具有明显的公权利属性;知情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知情权又是一项社会性权利,具有过渡的性质;知情权还是一项具体性权利。     

对举证集中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在刑事庭审中．举证集中性原则是集中审理原则的重要体现之一。该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当包括控辩双方厚则上都只有一次向法庭举证的机会．并且一次性将本方所有的证据向法庭提出举证。不得保留或拖延。贯彻该啄则要在法院审理期间限制控方的补充侦查次数、期限以及二审法院不得以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因此，我国确立这一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     

非程序化的证据机制——对刑事被告人有利证据收集和运用的程序化评析

文章从刑诉法的宗旨及我国司法实践情况出发,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不能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提高办案质量等问题与未切实贯彻对有利于被告人证据收集和运用的程序化有关,进而提出了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收集和运用应实现程序化的观点。认为程序化即意味着对被告人有利的各种法定情节均应纳入司法人员的收集范围,其运用应体现于整过诉讼过程。文章对程序化的涵义、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程序化的保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刑事一审罪名变更程序刍议——交涉性程序机制为基础的程序设计

无论根据公诉事实理论,还是当代的诉因理论,在审判中均允许法院一定条件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进行变更.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对刑事诉讼中的罪名变更程序有借鉴意义.在罪名变更程序设计中,应注重辩护权的保障和审、控、辩三方的意见交流.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深化

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改革虽取得突破性进展 ,但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矛盾 ,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焦点问题 ,亟待研究解决。文章就导引制度的建立 ,举证时效的改革 ,证据交换的健全 ,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的限制 ,当庭质证、认证的规范与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沉默权的发展变迁——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合理借鉴

沉默权是赋予被追诉者的一项重要权利,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控辩平等的基本配置,也是国际司法准则所确立的人权保障的最低限度之一。英、美、法、德、日等国家的刑诉中都有沉默权的规定,尤其近几年来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再次引发了学界对此的进一步探索。在我国应当确立沉默权,并建立配套措施使之得以真正落实。     

论环境侵权诉讼因果关系证明中的“初步证据”

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规则有利于对原告的救济,但该规则存在重大缺失,其逻辑结构不完整致使推定结论缺乏可靠性和准确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指导性司法意见,要求原告在被告反向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前先对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提供初步证据。这不仅进一步平衡了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负担,更使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适用具备了较为充分的科学依据。在环境侵权诉讼实务中,原告对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低度盖然性标准即可,其证明手段包括官方文件认定、鉴定结论、学术论著及疫学统计方法等,司法解释有必要对初步证据的证明标准和证明手段等具体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     

从“诬告反坐”到“讹诈有罚”——对被救助者诬赖救助者立法惩罚的再思考

当下诸多被救助者诬告讹诈救助者事件的背后,无不折射出单纯中华传统道德诉求已经不能协调社会的健康发展。当道德的软性约束作用无法发挥时,通过法律制度的建设惩罚诬告讹诈者就成为必要。然现代"讹诈有罚"并非简单的惩恶扬善呼吁,也并非中国古代"诬告反坐"的直接过渡与顺承。立法惩罚诬告者还需从制度渊源、现行体制、证据认定、责任承担、惩罚措施等多方予以考虑。     

网民舆论监督权的法治保障探讨

基于政治民主、权利本位的本质要求,网民对于公权话题的批评监督言论面对刑事指控时,必须阻止地方权力意志支配的刑事惩处行为。以刑事惩治行政化、私人化、利益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偏刑主义地方政策,将直接影响到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为核心内容的网民舆论监督权的实现。从适度倾斜保护公民政治表达权考虑,应严格刑事侵犯行为所致后果的认证与证明程序,强化相对人举证指控内容的法定责任,完善刑事诉讼程序,优化刑事制裁体系,明细刑事实体法条款,多途径遏制地方公权机构滥用刑事政策,最大限度收缩刑事制裁范围,力戒权力造罪。     

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

本文引用大量中韩文献史料论证韩国古展韩居民是楚国的罗氏、卢戎之后裔,他们是在秦朝来年跟随着方士韩终到的韩国.檀君神话是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出现的,韩终可能就是檀君神话中桓雄的原型.新罗以熟练使用汉字的优势,创造并记录下来了开国神话,神话中融进了大量中国楚文化的色彩.事实说明,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楚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断章取义:意义生成机制合法性的维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对“断章取义”的意义生成机制的合法性予以简要论述。一、依据哲学阐释学理论,“前理解”的存在是阐释者不可逃避的宿命所在,因而“此非诗人之情,而引诗者之情也”也即“断章取义”式理解应当是合法的。二、从语义学角度来讲,“断章取义”之“取”的主要诉求乃为当下的交流效果,只要能够达到此一目的,即“有断章取义而理可通者”那么我们就应当说它是合法的。三、从互文性角度来审视,“断之于彼,而无损于此”此一命题已经表明对于《诗》的断章取义其意义生成也应当是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