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因素作用下的分年龄组婚姻挤压

构造了3个婚姻挤压的测度指标：理论男性富余比、未婚男性富余比和单身男性富余比,利用2000年“五普”资料中的婚姻状况数据,对3个指标进行了分年龄组对比,分析多个因素共同作用对不同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组的男性婚姻挤压程度与根据同年龄组性别比计算出的理论值有差异,有的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加重而有的则缓解。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夫妇年龄差等影响婚姻挤压的因素对各个年龄段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是不同的。     

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

基于对贵州省六县(市) 822名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调查,分析比较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婚姻挤压的社会支持状况,并通过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主观幸福感不容乐观;与同龄已婚男青年相比,未婚男青年的情感性社会支持得分显著偏低;年龄、文化程度及父母健在情况与未婚男青年的婚姻挤压密切相关;婚姻挤压、社会支持(情感与工具)及横向社会比较均对大龄未婚男青年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出应高度重视性别的严重失衡,加大脱贫攻坚中的精准识别力度,提高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     

婚姻挤压对中国农村不同群体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已成为目前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险”之一,给包括不同婚姻状态下男女两性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安全感均带来不利影响,成为影响人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隐患。从个人微观层次分析婚姻挤压下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现状及婚姻挤压对不同年龄和地区的农村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安全感最低,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安全感具有显著影响,婚姻挤压对男性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代差异以及地区差异。提高中国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需从根本上改善农村各群体的生存状况,统筹解决性别失衡引起的婚姻挤压问题,从国家政策与制度创新的层面关注婚姻挤压及农村各群体的安全感问题。     

青年农民工心理症状及影响因素:未婚与已婚的比较

本研究采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和症状自测量表对407名农民工进行测量,探讨农民工心理症状及影响因素,并比较未婚与已婚的差异。结果发现:(1)农民工心理症状整体上处于严重状态,社交回避及苦恼较为常见,社会支持处于一般水平,未婚组与已婚组有显著差异;(2)农民工社交回避及苦恼与心理症状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社交回避及苦恼之间都呈显著负相关,未婚与已婚组的相关系数有较大差异;(3)未婚农民工的社交苦恼直接预测心理症状,已婚农民工的社交回避与社交苦恼都直接预测心理症状,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对已婚者保护心理健康更有作用。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

性别失衡是男孩偏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人口结构中的最直接体现,同时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模式的影响,性别失衡将通过婚姻挤压等方式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性别失衡在个人层次的微观后果,利用安徽省JC区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41％的人处于极度性匮乏状态,从未有过性生活;他们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18％的人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出了建议。     

贵州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贵州民族地区288名男性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婚姻挤压较为严重,并且受经济因素的显著影响。在该群体寻找配偶过程中,对自我感知择偶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为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分别为住房、消费与交通工具;对遭受挫折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收入、住房和工作状况。因此,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保障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他们的城市住房需求是解决该群体婚姻挤压的关键。     

“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全国百村调查的研究发现

利用"百村调查"数据,从中观层次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的生存现状与农村社区的公共安全情况,同时分析了"光棍"的聚集对农村社区公共安全的影响;分析发现,农村婚姻挤压现象非常普遍,多数被调查村庄存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光棍"的聚集对农村社区公共安全的评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农村婚姻挤压的类型及其生成机制

婚姻挤压是指由于适婚男女性别比失衡导致其中一种性别的人口无法找到配偶的现象。我国农村婚姻挤压主要挤压的是适婚男性农民,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性别挤压、中观层面的梯度挤压和微观层面的竞争挤压等机制。其中,性别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农村中的适婚男性,而农村适婚女性较少被挤压;梯度挤压机制挤压的是作为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落后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而作为婚姻市场优势地带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地区的适婚男性农民被挤压得较少;竞争挤压机制挤压的主要是在婚姻市场低洼地带内部的婚姻市场竞争中无法支付高额婚姻成本的适婚男性,而该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适婚男性被挤压的程度相对较低。农村适婚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后果最终由处于婚姻市场低洼地带的底层家庭的适婚男性承担,他们最容易成为农村找不到配偶的“光棍”。     

中国当代农村流动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打工地所结识的非同乡男性成婚的外出务工流动女性比例越来越高,成为当前中国伴随劳动力流动而产生并迅速扩大的新型婚姻模式.通过使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流动专卷数据,研究农村流出女性的婚姻模式、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农村外出务工流动女性通婚圈正在迅速扩大,新型婚姻模式已经占一定比例,且新型婚姻与传统婚姻的模式匹配特征显著不同.新型婚姻模式家庭比传统婚姻模式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和更好的社会经济条件.教育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村流出女性选择与外乡人成婚模式的比例,具有较好个人条件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容易选择与外乡人成婚.     

中国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分析

采用2010年"百村个人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女性的态度;研究发现: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因其在上次婚姻中生育状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接受有婚史的女性,正成为经济状况差、在初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男性的婚姻应对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男性群体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态度的改变。     

中国农村跨省联姻的特征——以黄梅县Z村为例的分析

农民工间的交往和融合直接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通婚圈也随之不断扩大,跨省联姻日渐流行。发生在农村的跨省联姻现象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社会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农村地区未婚女性远嫁到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或中部农村地区,形成独特的外地媳妇本地郎现象。本文结合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所得的经验材料和文献资料,旨在描述农村跨省联姻家庭的结构特征和生活特征,以期对外地媳妇本地郎婚姻现象有更加具体和丰富的把握。     

农民工法律意识与普法研究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有很大的必要性。首先,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其权益维护的必要前提;其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转变的需要;再次,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适应政府从行政整合向法律整合转变的需要;第四,农民工法律意识的提高是自我规制其社会失范行为的需要。普法是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农民工普法要构建普法主体的多元性,体现普法内容的针对性,着眼于普法形式的实效性,在培养农民工法律意识的同时,兼顾农民工公民意识的培养。     

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的动态与展望

目前,学界对于二代农民工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研究。学者们从老、新两代农民工差异比较角度对二代农民工群体新特点进行了考察,指出其在文化程度、外出目的、在外生存的敏感程度、务农经验、自我认同、留城意愿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学界关于二代农民工融入城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融入意愿、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婚恋观、消费行为与犯罪问题等方面。既有研究对二代农民工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度描述和细致分析,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不足,这也是未来相关研究需要加以回应和改进的重要问题。     

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婚恋窘境分析——基于河南S村的实地研究

随着性别失衡社会影响与后果的逐步显现,贫困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婚恋窘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选择河南S村作为调研地,对该村20位大龄未婚男青年进行深入访谈,结果发现：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扎堆现象明显,面临严重择偶拥挤;婚姻攀比盛行,高额婚姻支付较为普遍;屡次遭受相亲失败,承受较大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单身状态,择偶标准大大降低。导致该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面临如此窘境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地理位置环境、家庭经济条件、自身文化水平以及农村传统观念等方面,为此,需要从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大力发展交通事业、强化综合技能培训、平衡男女性别比例以及加强青年心理疏导等方面入手,以缓解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择偶难题。     

农民工回流规模控制探讨——以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分析为中心

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表明:人口数量增速放缓,引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农民工文化素质提升缓慢,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完全匹配,规模与文化素质共同作用引发农民工回流;年龄结构老化,通过抬升农村老龄化水平、农民工平均年龄与在婚比例引发回流.为保持适度的农民工回流规模,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作用机制要求在人口管理中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与增加、完善农村养老设施.     

厦门进城务工人员的婚恋家庭认知模式分析

以厦门市进城务工人员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访问发现,随着城市化的过程,该群体的婚恋家庭认识模式发生诸多改变：择偶时的个体自由度增大、性观念相对开放、婚姻的幸福度不高,特别是同居率的增高对女性造成伤害以及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对家庭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因此,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健康的婚恋教育,合理解决其家庭矛盾,增强其幸福指数,对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乐业才能安居——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对女性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男性农民工,对高学历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低学历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通过影响城市融入意愿和住房质量,进而影响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农民工所获得公共服务正向调节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建议通过提高就业质量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