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全国6省11村的调查

从项目体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以举债为主要模式的项目筹资配套政策是诱发新村级债务的制度原因;村民"无责任的发展欲"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村庄原因;村干部经营项目谋取私利的行为是造成新村级债务不断膨胀的核心动力;乡村利益共同体是导致村务和村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失效,从而造成新村级债务失控的深层原因。在以上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村级债务的出现和日益膨胀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适当调整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输送方式,加强村务和村级财务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农民对村务、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破解新村级债务的关键举措。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与投机型经纪

村级政治运转的派性逻辑是乡村治理低效的根源。“向内人情”催生“派性逻辑”,村级政治陷入宗族派系掌控之中。为此展开的复杂化制度安排却束缚了治理活力,造成“制度过载”格局。村庄官僚通过“策略规避”逃脱制度制约,继续依据“向内人情”机制为“自己人”服务。向内人情→派性逻辑→制度过载→策略规避的循环系统构造了村级政治的派性逻辑体系。村级政治派性逻辑的一个社会后果便是产生了“投机型经纪”这一新经纪类型,“投机型经纪”又反过来成为派性逻辑的制造者和推行者。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抑制与消灭“投机型经纪”是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紧迫任务和基本路径。     

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评估与化解——基于广西、湖南两省(区)六个民族乡(镇)的调查

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的分析框架,以广西、湖南两省(区)6个民族乡镇12个民族村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对民族地区的乡村债务风险进行定量测评和定性研判,得出了民族地区乡村债务风险"短期内不会演化为区域性债务危机"、"乡村两级无力自行化解债务风险"、"村级债务风险化解较乡级更为迫切"等重要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乡村债务风险化解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障碍,提出了壮大民族经济、深化基层体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和完善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     

寡头治村: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

寡头治村意味着村级民主治理的异化,在村级治理实践中,笼罩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和垄断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构成了寡头治村的核心特征。通过建构治村的合法性话语,以及笼络分散的地方精英,寡头实现了专断权力的再生产。乡村治理中的灰色利益、乡村关系中的政治合谋以及村庄社会的低度关联为寡头治村提供了必要空间。寡头治村塑造了私人性的村庄秩序,给村级治理带来了不良后果。将村级治理寄托于寡头的善意是不现实的,党和国家要激活村级组织的公共性,实现村级民主化治理。     

防范与化解乡村债务的路径选择

一、总体思路和基本途径 乡村债务日益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有序发展的重大问题。鉴于乡村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债务风险不断增加,负面影响不断扩大,控制和化解债务具有紧迫性。特别是村级组织债务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债权债务关系复杂,要有效地予以化解更不可能一蹴而就。防范和化解乡村债务的总体思路,可以是“总量控制,分类处理,统一部署,逐步实施”。 1、核实债务,总量控制。自1999年清查至今,乡村债务又有了新的发     

乡村债务何时了?——对安徽省乡村债务的分析

一、乡村债务情况 １、债务庞大,已超过实际偿还能力。据安徽省对农村不良债务清查资料,截止到１９９８年底,全省乡村两级自身的债务（不包括乡镇企业经营性债务）情况是：乡 （镇）级债务总额 ５９．２３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３０３．９１万元;全省村级债务总额５１．１７亿元,村均负债１６．９１万元。根据这次调查,全省集体企业负债２４３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负债７５．４万元。 巨大的债务对许多乡、村来说,已超出现有经济的偿还能力。从全省来说,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相当于同期乡统筹和村提留费的３倍多。也就是说乡统筹提…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机制、特征与功能——基于四川林镇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村庄社会结构,并且,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在村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社会和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留在村庄,也与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有关,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仍有一定滋养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本文从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角度,论述“在村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基础,并从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政动机上来分析,他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和在村庄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农村“两委”班子成员腐败犯罪剖析--以10个典型案件为例

近些年,媒体报道的有关农村腐败的消息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从公开的案件来看,农村腐败的犯罪主体绝大多数是村支书和村主任,这些农民身边的“苍蝇”严重危害了党和国家的执政根基。治理农村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深入分析该类犯罪现象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一方面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在农村反腐斗争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惩治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和规范村“两委”班子的人事制度建设,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和扶贫补助资金的监督,完善农村的选举制度,并堵住农村“两委”班子灰色收入的来源。     

北京魏公村史顾(待续)

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新疆村,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北京魏公村史顾(续完)

2 0世纪 70年代末 ,北京魏公村形成了新疆街 /新疆村 ,它有空间的历史基础。元朝将都城由前朝京西南莲花池水系向北高粱河水系的转移 ,使燕京西郊的畏兀人聚落置于大都城郊 ,并形成元廷畏兀儿仕宦家族陵园。明朝都城的南移又使之位于郊外 ,至清代萧落。其居民或伊斯兰化或融入当地人群。但这一地名得以延续 ,成为其后辈遗产记忆和意义调动的符号资源。历史学应关注主体对意义感知的历史     

化解村级债务的实证分析与理论透析

化解村级债务是我国乡村治理结构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从实证分析来看: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但必须做到:裁撤冗员;合理创造村级集体收入;完善农村财务监督机制。     

化解村级债务的对策研究

村级债务问题是乡村治理结构中的难题 ,村级债务能否化解 ?如何化解 ?从实证分析来看 ,村级债务问题能解决 ,但必须依靠以下几点 :村级治理结构的简化 ;创造一定的村级集体收入应付公共开支 ;妥善推行村帐乡管政策     

农民工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陕西南部石门村实证调查

农村社会发展存在着地区间的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将不同村落之间的不平衡和农民工的作用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出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村落的农民工,对其流出地--村落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结论.文章以陕西石门村为个案,从微观层面探讨了农民工对村落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石门村这样的传统村落,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于村落的经济影响非常明显,而在其他方面,如村落社会结构、习俗、农业生产等都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加强自身建设是村级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内在保证

目前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甚至也和党的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有巨大差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简单地认为乡村干部素质不高、作风不好是片面的。要分析问题的原因,必须从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对农村工作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民态度的变化;农村、农民的变化;市场经济与党的领导方法的矛盾,各级领导机关为加快发展而使用的领导方法,采取的发展思路和措施;乡村干部队伍的变化等方面进行分析。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论“发展型村”

发展型村是中国农村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经济发展第一、经济权力与公共权力直接结合、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合作等三方面的特征。发展型村对于经济发展虽有积极意义,但也造成乡村社会秩序的紊乱,摆脱发展型村困境的出路在于改变国家的经济发展主义导向。     

村庄治理的人才资源瓶颈

乡村建设过程实质就是一个以建设和谐农村社会为前提的农村组织化过程，农村的组织化必然会涉及到村庄治理，所以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好的村庄治理过程。合格的治理人才是好的村庄治理关键．而当前农村社会受到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因素的影响，村庄治理人才结构、人才素质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