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的公法化嬗变——于《慈善法》制定前

晚近以来,慈善组织之定位脱离既有之社团路径,成为国家行政职能制之延伸.故而,慈善组织之专业性有所加强,而其私法特性却受到限制.与之相对应,监管机构和慈善立法亦皆出现了诸多之前未有之新特性,包含慈善团体、监管部门以及慈善立法等三个方面.其中,在组织治理上,市民社会之基本原则受到限制,组织法人面纱亦受到刺穿,组织专业化趋势明显;在监管机构方面,监管机构人员配置日渐专家化,监管机构内部分工专业化;在慈善立法方面,慈善法之专业类型细分化,行政化味道日渐浓厚.这些新特性共同佐证了慈善法之公法化转向.此种转向在两大法系同时出现,并有汇流之趋势.     

中国慈善税收减免制度的评估与展望——以慈善立法为背景的研究

对慈善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是各国通行做法,也是中国慈善实践中已经采取的举措.然而,由于相关法制的欠缺,慈善税制并不完善,中国现行慈善税制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促进作用.基于对与中国慈善有关的现行税制规范进行全面梳理,客观评估现状,立足于兼顾慈善与税收间的平衡,回应慈善立法宜解决的税制问题,建议明确慈善监管部门与财税主管部门的监管职责与权力划分,并提出在慈善立法中如何规范税收优惠的立法建议.     

论商法之商主体强化原则

商主体强化原则作为一项商法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商主体严格法定原则与商主体维持原则,其主旨即在于大力确保适法商主体作为健全的组织体得以存续及发展.商主体强化原则研究对于完善商法理论及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论商业银行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管理——从独立审计角度分析

衍生金融工具具有避险和投机两大功能.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和实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管是控制衍生金融工具风险的有效措施.独立审计作为商业银行三大外部监管之一,有助于规范衍生金融工具运作.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研究

在利益相关者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我国的慈善社会组织衍生出众多问题,如管理体制不顺、资金管理不当和项目运作不善等,这些问题严重弱化了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制度,进而探讨构建我国慈善组织监管机制的有效路径,从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态势及其法律体系建构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态势良好,但也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分析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低层面的慈善意识影响以外,慈善法律制度体系的缺失恐是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我国慈善事业中专门的慈善组织法律规范、慈善行为法律激励机制、慈善活动法律监管制度和可操作的法律规定的缺乏。为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可采用集中立法模式,建立以《慈善法》为基础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具体就是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关于慈善组织设立、慈善行为实施、慈善信用法律保障、慈善活动国家激励、慈善行为责任担当等内容的法律体系。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推动宗教慈善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给宗教工作提供了崭新的历史机遇。该法提升了慈善立法的位阶和效力,克服了之前相关法律文件繁杂低效的弊端;它明确将慈善组织作为慈善活动主体,并设定了较低的准入门槛,规范了主体资格和行为要求;对慈善组织的行为准则、内部治理、信息公开等方面,都进一步严格和细化了管理规范,有助于宗教慈善主体实现内部管理规范和外部公开透明的基本诉求。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将推动我国宗教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论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慈善事业中,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地位影响巨大,当前的慈善事业正处于从行政垄断型向开放市场型转变的阶段,转变的关键在于合理定位政府和慈善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为了促进慈善公益组织的效率和透明度,一方面须明确慈善公益组织的法律地位,保证慈善公益组织平等获取慈善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须明确和强化政府对慈善公益组织的依法监管的职能和责任,建立和完善政府对公益慈善机构指导、规范和监管的法律规则.     

论慈善组织高管的谨慎义务

谨慎义务是慈善组织高管义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慈善组织高管应如同一个谨慎的、理性的、审慎的人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一样处理慈善组织事务.在概述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并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英美两国关于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先进经验,结合中国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现状以及现实需求,提出如下法律对策:从立法上明确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内容及其衡量标准;健全慈善组织高管谨慎义务的监管机制;完善慈善组织高管违反谨慎义务的问责制度.     

保理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完善路径——以现代商法思维运用为视角

在界定现代商法思维基础上,对保理合同的金融商事属性作了辨识分析,并结合《民法典》保理合同的制度创新及实施问题,提出中国特色民商合一体例下应尊重保理业特殊规范性,运用现代商法思维予以解释论和立法论路径的进阶完善：针对保理合同适用主体、票据债权可否为保理标的、“将有债权”认定标准、保理融资利息/服务费等提出了商法解释论路径的解决之道;针对无保理商资质要求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提出通过典外立法（特别商事单行条例）对保理商的金融主体属性、业务监管予以立法跟进,促其有良法可依,以更好防控风险、合规运作、稳定交易预期。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问题研究——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立法启示

结合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实践经验,深入剖析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和立法困境,认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经营风险较大,监管主体缺位.因此,在立法上,应制定专项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律规范,明确其法律地位;在风险管理机制上,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在监管模式上,设置具有权威性的主要监管机构.     

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的法律保障

在志愿服务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要加强风险防范,降低和减少风险和责任事故的发生,首先,国家需要加强立法,对志愿服务组织和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严格规范;其次,对志愿服务进行管理的政府部门或相关社群组织,如民政部、共青团组织等,需要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志愿者、志愿服务活动的执法和监管,促使志愿服务能够依法规范运作。最后,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本人也需要自觉守法。志愿者组织需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活动规划等相关机制,志愿者也需要努力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困境及法治建设

通过对实际案例、数据的分析,在借鉴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存在的准入门槛高、优惠政策少、自身建设落后等发展瓶颈问题。结合这些问题找到其原因并提出在民间慈善组织的成立、运作和监管方面应加强法治建设,将民间慈善组织管理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实现民间慈善组织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慈善法视野下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研究

慈善法主要调整捐赠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长期以来,"谁"具有慈善募捐资格一直是困扰慈善法学者的一道难题.将来我国制定慈善法时应将慈善募捐主体分类治理.将慈善组织划分为公募慈善组织与非公募慈善组织.慈善法应授权公募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取得慈善募捐资格.非公募慈善组织可以与公募慈善组织合作共同开展募捐活动.此外,为促进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发展,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在慈善法中建立慈善募捐专业人士管理制度.募捐商业合作伙伴、职业劝募人、慈善募捐顾问在具备法定条件时可以参与慈善募捐.     

服务型、标准化及复合化：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的启示

相对完善的土地复垦立法是指引我国土地复垦监管行为过程切实推进的必备规范依据。英国污染土地复垦立法所设定的监管主体建制、监管客体识别和监管责任形式分别呈现出服务型、标准化和复合化的特点。可借鉴其有益经验,尝试探寻我国土地复垦立法在监管主体、监管客体和监管法律责任相关规范设定方面可能的完善路径。应在土地复垦监管主体所涉组织架构和职权配备事项设定中,凸显权益保障化、效率化、效益化、程序化之服务型要义;应在土地复垦监管客体所涉损毁土地的界定基准、规程事项设定中,凸显实用性、可操作性、制约型、阶段化之标准化要义;应在土地复垦监管法律责任所涉罚则设定和责任减免事项设定中,凸显惩罚性、矫正性、可行性、国家动态干预之复合化要义。     

慈善捐赠:现状、成因及改进思路

我国目前尚存在慈善捐赠主体缺乏,慈善组织自身缺陷以及政府机构立法和管理职能不到位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立足于慈善捐赠的理论基础,提出提高全民慈善意识、加强慈善组织建设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等改进思路。     

我国私募基金风险控制的法律对策

作为一种新的更加灵活的投资方式,私募基金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虽然比较晚,但发展迅猛,已经具有相当庞大的规模.就是这样一种对中国资本市场影响举足轻重的私募基金,我国法律却没有明确其地位.其市场准入、运作模式及法律监管更是无法可依.很多私募基金都处于违规操作状态,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因此.应当完善配套立法,确立私募基金的合法地位;建立以证监会、私募基金行业协会、商业银行三重监管的私募基金法律监管机制;建立私募基金市场准入制度和评级制度,从而实现对私募基金风险的有效控制.     

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研究

随着时代发展,农信社社员组织和管理几乎完全丧失其自助性,其存在脱离其应有之义.为推动农信社发展,各地纷纷对农信社进行股份制改革.但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农信社自治制度立法空白、政府监管不当以及组织内部结构不合理性等问题,使得农信社与省联社之间操作混乱、运作效率不高.对此,应当重新建构农信社法律系统规范,厘清机构之间法律关系与身份,以及科学合理地设计改革中的分级法人结构.     

我国民间借贷规制法律问题研究

民间借贷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对我国实体经济贡献巨大。对我国民间借贷进行立法规制和监管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国民间借贷规制中存在未能体现融资公平、适度竞争等原则,缺乏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和民间借贷风险控制等原则的规定,立法数量少且法律位阶低,监管主体不明确,监管范围及如何规制不确定等法律问题。应当对民间借贷的概念加以界定;明确规制和监管原则;加强立法进行规制;明确监管主体;明确监管范围等以提高监管效率。     

我国慈善立法中政府与慈善组织关系的重构

近年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但我国目前慈善组织偏离其非政府组织本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管理代替其法人内部治理。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慈善立法中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对各种慈善组织进行科学分类,重构其与政府的关系,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