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部分地区养老模式介绍

山东:拟立法规定“家庭养老”据悉,山东省正着手家庭赡养的地方立法工作。正在拟定的《山东省家庭赡养与抚养条例》将强调:养老问题应该由家庭、个人、政府和社会共同来解决。在目前个人养老金、养老保险等保障不健全、社会养老产业尚未实现良性发展的情况下,家庭理所当然应成为赡养老人的主角,家庭解决不了的才交给社会、政府。上海: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今后,上海将有更多老人享受到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在杨浦、浦东新区试点发放的居家养老服务券,目前已在上海全市推广。居家养老服务券,是上海市政府为鼓励老人居家养老而为其出资购…     

把“无缘”变“有缘”： 中国农村养老模式研究

基于福建、云南、重庆、浙江四地的田野调查,研究得出把“无缘”变“有缘”正是实现农村养老的关键,且辨析了其“结缘”的四种途径：强化地缘基础上的血缘,重视血缘基础上的地缘,发展政府主导的社缘及自主独立的原地养老。调查也表明这四种途径的实现需依赖于政府、社会、个人和家庭的共同合作。有鉴于此,当前农村养老应注重因地制宜和传统的家庭养老,尤其不能忽视或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的原地养老模式。但原地养老模式的顺利推广亟需加强配套的社会服务、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社区养老服务困境检视与优化路径——以安徽省B市为例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长期困扰政府的难题。目前,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多元主体正在逐步融入到养老服务的供给体系之中,但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局面尚未形成。从多中心治理的角度出发,以安徽省b市为例,论证多中心理论与多元主体参与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契合性,验证多中心治理参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行性。从多中心视角分析,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依旧存在政府角色定位偏差、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家庭养老观念落后、养老市场混乱等困境,并从政府明确定位、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政府及大众媒体牵头宣传新观念、政府及市场经营者共同优化养老产业市场秩序等角度提出治理路径。     

让“制度养老”替代“养儿防老”

养老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整个社会、家庭乃至个人的共同参与。笔者认为,应界定政府、家庭和市场在养老问题上的边界,努力构建与各层次需求相匹配的养老供给。首先,政府要出政策,提     

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

在分析传统农村养老面临的困境和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绩效的基础上，提出应积极探索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以弥补正规制度的缺位，走出农村养老困境。农村“草根”型养老模式主要类型有“宗族型”、“华侨型”、“先富型”、“村集体型”、“喜事型”、“互助型”、“自助型”等。该制度的成功运作需要乡村政府、乡村有识之士、村民等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再辅以配套的管理办法。家庭养老制度、社会养老制度以及“草根”型养老的有机结合是中国农村当前及较长时间内走出养老困境的理性选择。     

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变革和展望

养老问题的关键是谁来提供养老资源 ,但“养老资源的提供者”和“养老职能的承担者”这两个角色是可以分离的。正如“机构养老”并不必然等于“社会养老”一样 ,“居家养老”也并不必然等于“家庭养老”。据此 ,本文区分了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这三种基本的养老方式 ,并在这个基础上论证了传统养老方式变革的必然性。在城市 ,“居家养老 社区服务”的组合正日趋增多 ;而在农村 ,自我养老的比例则有上升的趋势     

国家治理视域下我国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人口深度老龄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需求难以有效满足的挑战。我国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建构正是实现“健康”与“养老”的有机整合与深度融合，解决目前养老服务体系与健康服务体系分割且碎片化，以及我国健康养老服务需求与养老服务供给失衡问题的必要举措。这不仅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也是对健康养老国家系统工程建设的科学回应。为此，应以老年人多层次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健康养老服务的准公共属性、健康养老服务的公共选择为基本要素和治理路径依据，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国家工程实施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应构建一个以“基本健康养老服务+补充健康养老服务”为基本内容，以健康养老相融合、社区居家机构相协调、线上线下平台相整合为基本模式，以“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家庭支持、个人主动”相协同为基本格局的，覆盖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全过程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且应通过建立统一的健康养老服务制度、推动健康养老大部制改革、建立国家主导的健康养老服务经济保障制度、推进健康养老服务理念的国家建设、深化健康养老服务“智慧赋能”国家工程等，来优化其构建路...     

养老保障中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定位——香港模式的启示

香港养老保障体系以社会福利合作机制为主,包括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和养老服务三部分内容。在不同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中,政府和第三方机构、企业、个人都有明确分工,这一机制有效地整合了社会福利资源,极大地提高了福利水平。“香港模式”给内地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要建立养老保险、救助和服务为一体的养老保障体系,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建立多方参与的养老保障体系,广泛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家庭、社会成员、企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做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互补充。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大城市养老服务主体的角色重塑

日益加剧的老龄化对我国大城市养老服务提出了诸多挑战。S市是我国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由于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佳、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以及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等主体定位问题,导致该市养老服务供需“脱嵌”。为此,必须引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范式,重塑大城市养老服务主体角色定位：政府应明确引领者、兜底者、建设者之角色定位,聚焦基本养老服务兜底、关注政策制定与调试、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市场应明确有效供给者与开拓者角色定位,瞄准个性化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社会应明确链接者与创新者角色定位,瞄准资源整合与专业服务;家庭应明确购买者与监督者角色定位,瞄准老人的经济资助与所购服务的品质监督。     

社区“养老+育幼”照料模式：现实逻辑、融合机制与实现路径

在国家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与三孩政策启动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照料服务多元化需求催生出社区养老与育幼 服务的新思路。社区服务的现实困境、“养老+育幼”的现实诉求、已有养老与育幼服务的整合实践以及当前社区服务的转型 升级需求成为“养老+育幼”融合照料的现实逻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服务需求的拟合性、服务对象的同质性及服 务资源的可整合性成为“养老+育幼”照料的融合机制。遵循上述逻辑,社区“养老+育幼”照料模式可通过政府主导、制度建 设、社区协同、专业提升及技术支持等途径得以实现。     

变动中的养老空间与社会边界——基于对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考察

在工业化、市场化激荡下的后乡土社会情境中,农村养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并面临养老空间和养老边界的变动。“少子化”和社会流动的现实使得农村老人脱离代际寻求自我保障和社会支持的现象愈加明显,老人“牺牲自我”而维护家庭延续的责任伦理较为突出。同时,家庭结构从复杂化逐步向简单化发展,养老边界呈现出从家庭到自我、家庭到社区、社区到社会的溢出与重置现象。在此背景下,需要将老人的自我养老能力纳入决策分析,关注“老人农业”这一自我养老实践形式,并扭转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各自的研究视角,把纵向时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变迁与横向空间维度上的农村养老分化综合起来,形成网络式的研究方式。     

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与制度构建的思路——以通辽市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牧区传统养老模式逐渐被打破,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致使农村牧区养老形势越发严峻,构建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重重困境。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农村牧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农村牧区经济发展和广大农牧民利益的社会问题。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责任的法律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农村养老所依赖的土地、家庭和集体经济等方面功能均在弱化,传统农村养老模式备受挑战。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中应承担主导责任是生存权保障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平等性原则的要求。对比国外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我国政府在社会养老,包括农村社会养老的财政投入还是太少,根据我国财政收支状况,增加农村社会养老的财政投入是可行的。政府责任法制化应包括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方面的财政责任、政府财政责任监督实施、宣传责任、增值保值责任等方面。     

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困境与路向

中国农村经历了历史上力度最大的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和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农村的村庄学校消失,村庄幼儿园兴起,农村幼儿园成了农村社会的文化高地。当前,农村学前教育治理存在治理主体“靠政府”,治理取向“唯城”“唯农”,治理目标“扶贫不扶志”,治理过程“治标不治本”等困境。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任务是推进农村学前教育均衡,改善农村学前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农村学前教育治理的路径在于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建构供给时代发展和符合农村人文的治理取向;心系让每个孩子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治理目标;探索“标本兼治”的治理机制。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     

新时代我国乡村人居环境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一直是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广东省Y市Z镇通过贯彻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方案,其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政府的宣传工作与村民认同感培养的衔接问题;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与企业发展的协调问题;企业注重成本效益原则与村民小农思想的协调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多元主体的协同关系上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政府、村民和企业分别作为治理过程中的“引领行为者”“参与行为者”和“守护行为者”,更应该形成联动共治、互助共建、共赢共享的,强调公共利益、村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新关系和新格局。     

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初步探讨

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农村具体实际,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初步探讨,分析了这一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如：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覆盖范围,并与家庭养老相结合。     

民族旅游场域中新乡贤的成长路径与社区角色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社会关系的转变,创造了新乡贤培育的时代舞台。民族旅游场域培育出了多元化的乡贤结构,其中新乡贤可分为本土乡民类的"守土"乡贤、"返土"乡贤,以及旅游移民类的"外来"乡贤和"外籍"乡贤。尽管旅游新乡贤群体内部异质性较高,但持有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个体都实现了向综合精英型乡贤的多级跳跃及角色转换。新乡贤在民族旅游社区中扮演着文化传承者、创业示范者、社区融合者和文化传播者等多重角色。同时,多元社区角色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是旅游新乡贤的基本实践;经济能人是他们的成长基底;文化代理人的公益性与经济能人的代表性打开了新乡贤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承袭了传统社会"国家-士绅-民众"中的中介角色,践行了新时代背景下"双轨制"的乡村治理道路。     

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供需错配”及政策可及性问题

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和水平,对医养结合概念和政府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的系列支持医养结合发展政策进行分析,论证医养结合供需非均衡性发生的逻辑及影响,研究完善新型健康养老服务模式的新路径。研究认为,在政策演进和落地过程中,农村医养结合出现了“供需错配”问题,体现为医养结合政策制度与现实需求、医养结合养老供给主体与实施细则、地方政府行为与居民需求间的差距问题,农村医养结合呈现多元供给多元失灵的非均衡性悖论;通过多元供给模式对“供需错配”矛盾进行调处,搭建农村医养结合的“均衡性治理”体系,利用元治理理论加强政府的制度设计和政策执行,利用内部的制度化均衡逐步转变农村养老观念,有助于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可及性和可持续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