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和理智的貌合神离——以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为关节点

利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传记材料,从罗素的人生体验看他的哲学变化,大致可以划分罗素理性与激情关系的三个阶段,即:早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融合,中期的理性与激情的貌合神离,晚期的理性服从激情.罗素1920-1921年访华是他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他的理性和激情关系此时完成了从融合到貌合神离的转变.罗素在北大的课堂笔记反映出他的中期思想特征.     

徐志摩：“康桥情结”的殉道者

徐志摩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从他短短十年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思想上的复杂性.本文试图追溯徐志摩的游学、社交、创作和感情历程,以此浅析其思想复杂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也就是所谓的"康桥情结".     

飘逸 哀婉 独具匠心——徐志摩《再别康桥》试析

一部好的作品,其魅力是永存的,它会让人百读不厌,永远唤起人们审美的情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就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是徐志摩1928年再次到英国重游康桥后,归途在南中国海上所写。徐志摩作为中国文坛上极富有特色的“布尔乔亚诗人”,于1920年至1922年曾在英国有名的康桥(今通译“剑桥”)大学留学过二年,在那里真正开始了他喜爱的文学事业,并有过一段美好浪漫的个人感情     

质疑与消解:从《欧游漫录》看徐志摩苏俄观之转变

《欧游漫录》所传递的苏俄形象投射着徐志摩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记录了他苏俄观转变的心理轨迹。徐志摩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理念对苏俄乌托邦提出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1920年代中国人对苏俄乌托邦的浪漫想象与革命冲动。其对中国政治道路、政治模式选择的仔细考量,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徐志摩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秉持的苏俄观和政治理念,在当时激进情绪鼓胀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注定了无地自由的尴尬命运。     

徐志摩的政治观社会观与英国文化之关系

徐志摩反暴力的渐进革命观、英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以及反工业主义、反物质主义、反竞争的社会观的形成与罗素、肖伯纳、韦伯的思想及英国文化对他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政治与社会理想虽然破灭了,但其不为追逐时代而抹杀自己个性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五四”时代之伟大。     

徐志摩的剑桥诗歌研究

徐志摩在剑桥大学创作了他的第一批诗歌,他还以剑桥自然物景为题材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再别康桥》。他的剑桥诗受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歌唱诗人的创造、爱欲,抒发政治理想;写剑桥自然美景的诗有田园牧歌风,表达了对剑桥的热爱和依依不舍之情。《再别康桥》之美,在于它精炼、提纯、节制的功夫,以及异国情调与古典意境的完美统一。徐志摩为了刻意追求古典意境,甚至不惜在意象的选用上作伪。剑桥把徐志摩培养成一位杰出的诗人,也让他写了自己最好的诗。     

逻辑学的意义:实用、科学——汪奠基《现代逻辑》评介

在<现代逻辑>一著中,汪奠基先生认为,现代逻辑之科学思想,非一家一派之专论,而是综合西方国家各派的理论"参考取益".现代逻辑乃以符号逻辑为新型式逻辑之总称,它"分而有代数逻辑派、数学逻辑派、数理逻辑派".因此,汪奠基先生在<现代逻辑>中以介绍数学基础研究中的罗素学派、希尔伯特学派及布劳维尔学派之逻辑观点要旨,其中又以罗素的逻辑主义为主.如今,逻辑在现代计算机技术中的运用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汪奠基先生开创性工作所具有的前瞻性.     

论罗素的启蒙思想

罗素是对20世纪西方思想界产生过多方面主要影响的思想巨匠,特别是他对西方宗教传统的批判和反思成为当代启蒙主义的重要标志.他将前辈学者在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方面的成就深化成综合的无神论观点,以揭示出宗教起源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功能;从历史发展、社会功能和宗教形态方面分析了宗教的类型和弊端,深入批判了宗教的独断论和教会在制度方面的残暴,对宗教在人类精神生活中抒发情感的功能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肯定.本文在分析罗素启蒙思想的同时,指出宗教的起源和功能更有可能表现为人的普遍的"求知欲".     

理性与直觉的交锋——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

在对时间的理解方面,爱因斯坦与柏格森存在本质分歧.分歧主要体现为:柏格森认为存在基于直觉的哲学时间,爱因斯坦则认为并不存在此种时间.以1922年4月6日爱因斯坦在巴黎做学术报告为契机,柏格森与爱因斯坦展开了影响深远的"时间之争".这场争论在柏格森方面吸引了包括梅洛-庞蒂和德勒兹在内的一大批支持者,在爱因斯坦方面吸引了包括卡西尔和罗素在内的一大批支持者,双方围绕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延续、深化了这次争论.进一步来看,"时间之争"引发的问题中最为根本的乃是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时间之争"不仅是哲学与物理学的时间观之争,也是理性与直觉这两种根本的认知方式之争,甚至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之争.     

梁启超对功利主义学说的"转化"与"调适"及其原因

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传入中国大多发生了"转变"和"调适".梁启超的功利观就是一种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观,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梁的功利观中明显强调"集体利益",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现,这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观不同.粱启超功利观的这种转变和调适的原因,既有其受日本相关学说及西方学者对边沁功利学说修正的影响,又有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功利观"的影响.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与英语教学

由于对宇宙感知的角度不同,东方人和西方人在文化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异。汉语因受汉文化整体式思维的影响,允许模糊性表达。汉语的这种特征并不影响用汉语沟通。但是,如果中国学生用英语交流时无意识地使用整体式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便是误导。而一般说来,模糊与笼统在英语表达中是应该避免的。通过分析汉英语言文化中的模糊、精确现象,可以探究影响中国学生用英语准确表达的相关因素,寻求改进目前英语教学的新路子。     

疯狂与悲壮的交错盘结--路翎笔下人物浅析

路翎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理解的爱和恨交织的状态下度过的,这使他内心里充满着孤独、恐惧的情愫,又蔓延着渴望被爱的欲望。这种情绪不断地困扰着他,也映射到他笔下主人公的身上,使主人公的灵魂承受着两种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情感折磨。因此,路翎笔下人物都经历着从疯狂到死亡的艰难历程。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试论汉赋与礼乐

兴礼乐促进了汉赋的繁荣,汉赋则是礼乐的重要载体。赋家赞美兴礼乐之行为,批评背礼乐之行为。礼的表述方式影响了汉赋的铺陈。赋家运用讽谏,与大臣进谏之礼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