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鉔”考论——《美人赋》考辨

自古至今,对题名为司马相如的《美人赋》,聚讼不已。本文试图由小及大,借助对赋中之"金鉔"以及与之相关人物丁缓的探索,进而考察《美人赋》的流传,从而,考定司马相如《美人赋》的真伪,考定其《美人赋》产生的大致时代。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子虚赋》《上林赋》考辨——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龚克昌同志在《(天子游猎赋)辨》(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龚文)一文中,认为《文选》所收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应称为《天子游猎赋》,萧统不应该把它分成两篇,并认为除《天子游猎赋》之外,司马相如还另有《子虚赋》和《上林赋》。对龚文这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鄙陋,粗陈浅见,既与     

《子虚赋》内容考略

《子虚赋》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第一篇作品 ,现已亡佚。本文在考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 ,《子虚赋》是为讽谏梁孝王的奢靡游乐而作 ,内容取材于梁地风物、梁孝王的奢靡状况和游乐场景等 ,以梁孝王游猎为主线 ,以子虚乌有对答的形式展开 ,虽与《天子游猎赋》的行文形式差不多 ,但内容截然不同     

变与不变:屈骚美人意象及其余影管窥

屈原作品曲折动人,部部是心灵的组曲,郁结纡轸,意象丰富而深远,他是第一个将意象思维系统化的人,一系列的"美人"题材,不仅表现对理想热烈追求的想望,语言情境结合真实与虚幻的遭遇和想象,情幻无垠,更启示宋玉《高唐》《神女》等赋的写作,汉代以后,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等拟骚作家及其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与书写上,处处可见屈原作品意象思维的余影。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楚赋"三徒"中为何宋赋独传千古

司马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将宋玉、唐勒、景差列为一类,然只有宋玉作品能流传千古,为何如此?多年来没人对这一问题作过认真研究,当然更不可能有比较中肯的分析.此次将《文选》中凡录有赋作之作家的赋与文列为对象,以出现于《辞源》中的四字成语(或成词)为统计材料,并将宋玉、司马相如、扬雄之具体数字统计出来,发现宋玉这一数字远高于司马相如和扬雄,也高于《文选》中的所有上述作家.由此得出结论: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赋祖"地位不可动摇!唐勒、景差二人之艺术水平与文学成就,实不能与宋玉相比,二者并不在一个层次.唐勒、景差的赋、文失传,作为先秦文献,必然因素居多;同样,宋玉文章所以能流传千古,也主要是必然因素在起作用.     

制度转型与赋圣司马相如的崛起

汉景帝、汉武帝之世,正是中国历史由分封制走向郡县制的关键时期。"七国之乱"爆发,迫使汉帝国寻找削弱诸侯王的有效途径。司马相如用当时流行的赋体创作了长篇巨制《天子游猎赋》(即《子虚上林赋》),歌颂汉天子对诸侯王的征服,歌颂汉帝国的统一、强大、文明和昌盛,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面貌,因而甚得汉武帝青睐。司马相如因此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也成为赋体文学的代表作家,被后人尊为"赋圣"。司马迁等人褒扬相如赋与《诗经》一样具有讽谏精神,扬雄等人却指责相如赋"劝百讽一",失去了讽谏之义,其实都没有领悟到《天子游猎赋》宏大的政治主题。     

追步前贤不乏创变--论扬雄赋

扬雄对辞赋创作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创立了"都邑"与"逐贫"两种题材系列,其次是兆示了"纪行"赋因地怀古模式的出现;其他题材的赋,作者比肩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家又有所创变,故在汉赋史上赢得崇高地位.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论《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的评价

刘勰《文心雕龙》对司马相如其人其赋有褒有贬,但综而言之,肯定为主。刘勰从文学史角度肯定了司马相如辞赋承前启后的地位,自觉而清醒地从文学角度去看待司马相如的辞赋,体现了他达观的文学态度和卓越的艺术眼光;但其中也有些见解因袭前人固见,不甚合理,未能完全跳出时代局限。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思考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钩稽相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了司马相如故里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为使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应注意扩大搜寻范围,多方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拓宽视野,深入挖掘梁武帝设置相如县的深层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有的放矢.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元成庙议与《长杨赋》的结构及影响

在司马相如“博丽之文”的影响下,扬雄创作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杰出的大赋。其中《长杨赋》尤为奇特,前贤或因其以议论代铺排而认为它仿效相如《难蜀父老》,或因其以论辩构篇而奉为“文赋”之祖,或因其阳咏汉德而阴寓讥时的叙事之法将之视为两汉赋风转捩的纽带,然究其实,皆泛泛而谈,未能探骊得珠。《长杨赋》创作背景和叙写结构实根源于西汉元、成时代的庙制之争,儒家思想的上升,儒生政治的诉求,宗法圣统的复归,取法周礼的倡导,构成了其时庙议的复杂内涵。而在依礼制勘定庙数的几番论争中,虽然皇帝与儒生的意见未能一致,但基本确定了高祖、文帝、武帝三庙永不毁弃的地位,这正是《长杨赋》的写作背景;而且“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观念决定了其叙事结构与谲谏内涵,尤其是赋中的戒淫史观和论辩体式,对东汉京殿大赋创作的影响至为深远。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汉魏六朝琴赋的音乐美学思想

目前对汉魏六朝的琴赋音乐美学思想之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在这一时期十三篇琴赋的飞扬文采之中，包含着一些音乐美学思想，从中可以窥见汉魏六朝之际器乐审美思潮之概况，即材料选用与制作的“梧桐天性美”、演奏过程的“潇洒风度美”、赏析过程的“渐入佳境美”、艺术效果的“怡心养性美”、艺术感染力的“众物乐其美”等五大音乐美学风貌。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