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控股公司利益相关者合作与财权安排

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在公司建立共同治理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公司财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结构所解决的关键性问题。目前,我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财权安排基本上是遵循“股东至上”逻辑,造成财务决策效率低,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要突破“股东至上”逻辑,就必须按照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在国有控股公司的财务方面建立共同治理机制,包括共同的财务收益分享机制、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和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参与公司财权的分配。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财务共同治理

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反映的是"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实行单边治理,造成企业财务治理效率低下.企业应该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财务共同治理机制,实现公司治理的制衡,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财务共同治理

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反映的是“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实行单边治理,造成企业财务治理效率低下。企业应该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财务共同治理机制,实现公司治理的制衡,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评介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遵循"股东至上"的逻辑.随着公司的发展演变,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开始为人们所青睐.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对传统"股东至上"逻辑的质疑;其实践常见于德国与日本的公司治理中;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是公司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面临着进一步演变的挑战.     

"股东至上"与"资本市场民主"质疑——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应用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系列制度安排,传统的公司治理目标大多是遵循"股东至上"--保护资本的神圣权利这样的历史逻辑.而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上述逻辑的弊端随着现代公司社会性的逐步增强而日渐显现出来,特别是随着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地位的上升,公司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我国企业在创新公司治理结构时,应当逐步树立公司治理的社会价值观,协调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论“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本文讨论了实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必要性以及在企业中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一模式,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公司治理中相关利益者模式分析

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保证股东为主体的利益相关者为前提的一套有关公司治理的权利安排、责任分工以及激励约束的制度安排。文章重新界定了公司治理,分析并比较了三种典型公司治理结构的区别与联系,指出在公司治理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进而对"股东中心型"和"利益相关者模型"两种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与评价,得出"利益相关者模型"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会逐渐代替"股东中心型"的治理模式。     

解构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西方兴起并产生了极大反响,被公认为是公司治理理论的一次革命。它克服了"股东至上主义"的单边治理弊端,表达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理念,为改善公司治理的效率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博弈角度分析五种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对于改善我国国企治理绩效很有意义。     

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外部监事会——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现实选择

本文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背景出发,分析了股东至上主义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特征及全球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提出了以股东与利益相关者融合为基础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中国模式:建立利益相关者董事会和实行外部监事会。     

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结合: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选择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也是当前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所在。本文着重对比“股东主权”逻辑下治理结构的效率与“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治理结构的效率 ,进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际 ,分析“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结合的可行性 ,提出构建职工参与和债权人参与的合作模式。     

公司财务控制权配置中若干问题研究

企业财务控制权是企业所有权的核心内容,如何有效地配置企业财务控制权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企业财务控制权配置应该以“利益相关者论”作为理论基础。影响公司财务控制权配置的因素主要是股权结构、债务融资结构、报酬激励机制等。要使公司财务控制权配置趋于合理,就必须做到经营者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建立由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治理机制;把优化公司财务控制权安排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相联系。     

公司治理权变模式研究

公司治理类型作为内生变量 ,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只有公司治理类型与影响因素相一致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正面的影响。影响公司治理类型的因素主要包括所有权结构、企业规模、技术特征等。从企业产权关系出发 ,公司治理可以分为企业主治理、合作治理和经理人治理三种类型。企业必须采取公司治理权变模式以保证有效治理的实现。     

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司治理整合框架分析

在对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司治理的发展动态进行了比较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整合分析框架。该框架以决策质量作为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核心,注重公司治理的综合性和体系性特征,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从风险管理和利益相关者导向的视角加以切入,进而促进经济学与心理学、行为科学和行为公司金融等多学科和研究领域的融合。总体来看,这一整合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     

法学视阈下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分化融合

现代企业出现是＂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共同的源头。尽管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后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公司治理更关注公司内部的制度安排,体现效率的价值追求;企业社会责任更强调外部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公平的价值追求。然而,两者却具有共同的理论内核——责任。这种做好份内之事的＂主观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融合的基础。未来我国立法应在＂责任＂内核指引下,借鉴各国＂共同治理＂的成功经验,促进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深度融合。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财务困境风险防范效应研究

为提高企业财务安全软边际,降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风险,选取2009～2019年沪深两市27 022个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为数据来源,从防范财务困境风险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经济后果。研究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困境之间存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越好,越不容易陷入财务困境; 非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对财务困境起到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研究表明,企业有意识地通过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投入和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动做好利益相关者管理,建立良性利益相关者关系机制,提高企业财务安全硬边际和软边际,可以有效防止企业陷入财务困境。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

对我国国有企业中的法人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如股东会形同虚设、监事会监督不到位等进行了探讨，并从产权制度改革、引进外部董事、监事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最后就国外一些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对我国的借鉴进行了分析。     

略论公司治理之制度选择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产权的不同决定着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不同。有基于国有公司产权与非国有公司产权的差异性,国有公司治理与非国有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应有所区别。国有公司治理应当重点针对代理人问题以强制性立法施以特殊规制,而对非国有公司治理则宜以市场机制来加以选择,并辅之以自律性规范作为指导。     

新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该文以2001—2005年新疆上市公司为样本,综合考察了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董事会规模与绩效成倒U型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绩效成负向关系;高管激励不论是采用年薪的方式还是采用股权激励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绩效的互动关系,该文还检验了治理结构的内生性问题,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公司治理结构对绩效有促进作用,但未发现绩效对治理机制的反馈作用。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