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与发展意识

征圣和宗经是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之基石。扬雄的文学批评观包含三组对偶范畴:事理与文辞、温润与深沉、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宗经是征圣的必然要求。事理与文辞可以统一而且在圣人们的经书中实现了统一。温润与深沉可以统一而且它们业已成为经书文本的质地特征。诗人与辞人是两类迥然有别的作家类型,其人格特征在辞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辞人之赋是对经书的背离,故而必须摈弃。诗人之赋是对经书的拓展,故而应该继承。在扬雄的文学批评观中存在三条发展变化的曲线:其一是从童子到壮夫的变化曲线,其二是从辞赋到学术的变化曲线,其三是宗经与崇道交互运动的螺旋式上升的曲线。扬雄文学批评观的三条曲线端呈出他谋求发展的雄心,而扬雄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     

《校猎赋》就是《羽猎赋》吗？——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

只要尊重《汉书.扬雄传》所载事实并仔细分析,就可以认识到《扬雄传》正文中的《校猎赋》并不是赞语所提及的《羽猎赋》,扬雄的推荐者确实为王音,正文与赞语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以赞语中的王音、王莽和《羽猎赋》为线索,可以推知扬雄初为郎在鸿嘉元年到永始元年(前20—前16)之间;时年“四十余”,实为“三十余”之形讹。     

童子—壮夫论:扬雄赋家身份建构的得失评议

扬雄用喜好"雕虫篆刻"的"童子"拟喻喜好赋文学创作的人,其拟喻是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和价值评判。汪荣宝在《法言义疏》中认为童子的雕虫篆刻是费力甚多而实用性不强,故价值甚低的行为,扬雄用以拟喻赋文学创作,以表达他对赋文学价值的轻视和否定。汪荣宝的疏义对赋学界影响甚大。然而,汪荣宝对扬雄童子—壮夫论的释义在主要的方面并不正确,其释义对人们正确理解扬雄的童子—壮夫论产生了误导作用。本文认为,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应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中,童子对雕虫篆刻的喜好所导致的童子对文字书写之功利目的的远离,所生成的童子于文字书写中的游戏娱乐之心理必须给予重视,扬雄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他用经学式"壮夫"的极具价值否定了审美式"童子"的极无价值,用成圣的英雄观取代了大赋作家的英雄观,用为天下思想立法的宏大人生追求抹除了游戏式创作大赋的人生辉煌。扬雄的"童子—壮夫论"如此把赋家在汉代的特定身份和价值敞亮出来,为中国后来的赋家论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开启了用经学宰制赋文学的理论方向和道路,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其赋家身份的经学建构导致了赋家身份之文学本位的缺失。     

扬雄四大赋的文本重读——以《上林赋》为比较对象

一般认为,扬雄的大赋创作多出于对司马相如赋作的延续与模仿,而实际上扬雄大赋的内部构成要素已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它的写实性、时间性和言志艺术三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新变,扬雄的赋作已然成为西汉大赋的尾声。扬雄是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在理论上为西汉大赋作了终结性批判,在他之后汉赋逐渐向言志小赋方向发展。本文在最后对扬雄得以成为汉赋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扬雄赋风的思想性

《汉书·扬雄传》说扬雄认为作赋“颇似俳优淳于髸、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掇不复为。”这意味着扬雄曾以司马相如为楷模促进自我创作的激情已不复存在。他的主观意愿既与赋的客观社会效果相违背,又与赋的文学效应相悖离。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和司马相如并肩颉顽的汉赋大家。扬雄自述在创作上深受司马相如的影响,作赋弘丽温雅,又对前人的成就和艺术表现方式兼包并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太玄赋》作者考辨

一般认为《太玄赋》是扬雄的作品。但在四大赋之后,扬雄已停止了赋的写作;《太玄赋》与扬雄思想不合,与《法言》、《太玄》文风、主旨不同;《太玄赋》不避汉讳而且论及骑马游仙,与汉代现实不合。《太玄赋》不是扬雄的作品。其作者有可能是杨泉。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