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     

我校重点学科建设的一项成果——《宋明理学史》出版发行

继《宋明理学史》上卷于1984年4月出版后,该书下卷已于今年春天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校协作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完成,在我校重点学科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和我校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共同撰著的《宋明理学史》,全书两卷,上卷28章,下卷36章,共130多万字。全书论述了宋明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对它的性质和作用,它的内部分歧,它的回旋起伏,它的衰颓终结,对重要的理学派别、理学思潮,对著名理学家的思想与活动,对重要理学著作的内容,该书都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证和阐述。     

《春秋胡传》和宋元明科举

胡安国是南宋理学的开创者,其理学紧密结合国家的现实危难,所上《时政论》亦有学理价值。此外,胡安国还是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是宋代春秋学史上的杰出人物。尊奉孟子、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和程颐共七家之学说为撰述纲领,这是胡安国标举的思想旗帜。直接地取法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来著书,这是胡安国采取的撰述策略。胡安国对宋元明时期的科举考试影响巨大,《春秋胡传》成了考试指南。胡安国欲以自己的著作来顶替《左传》,这一点他没有办到。尽管《春秋胡传》具有理学的深刻性,但它却缺少史传文学的情节性和生动性。     

《唐鉴》: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本文对理学家之史和史家之史作了区分,指出:理学家之史以义理为最高价值,史家之史或兼考虑成败价值;理学家之史主张以义理衡评历史,史家之史重视以"势"之方法理解和诠释历史。从学术渊源看,范祖禹受到史家司马光和理学家二程的双重影响,这大体上造就了范祖禹《唐鉴》的过渡性品格。从文本内涵看,范祖禹之《唐鉴》虽确立义理为其评论历史的方法与最高价值准则,但表现出的义理水准又颇有不足,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史家以势观史的方法论,但又未能较好贯彻。《唐鉴》的诞生,体现了理学对史学的渗透,及从史家之史到理学家之史的过渡。     

范祖禹《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范祖禹的《论语说》既具有宋代理学《论语》学的一般特色,不但重视对《四书》的融贯性解读,而且倡导立诚成圣,着力阐发人性论和“礼”与“理”的关系;也有自己的鲜明个性,不但注重引史证《论》,而且重视对经世之学的抉发,因此在宋代《论语》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论朱熹的《大学》观

旨在探讨朱熹的《大学》观 ,即朱熹对《大学》的解释中所体现的理学思想。朱熹通过对《大学》文进行补移 ,将其变成宣传理学思想的理想蓝本。他在解释《大学》的过程中 ,利用理学中的理气、心性等命题完成了对于《大学》中明明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论证 ,并指出了至于至善的方法与途径     

从文化还原到“理学”形成——以朱熹《诗经》解为例

理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其中,对《诗经》的诠释构筑了理学形成的重要基石。理学权威朱熹即将自己的“道”学理念渗入到对《诗经》的诠释和解读中。不同于前哲的是,朱熹的诠释是建立在将《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文”之意义之上,在文本还原的基础上解读《诗经》作为经典的主旨及其文化价值,从而在文学和哲学两个层面建构了新理论权威——理学。     

《张载集》序

《张载集》要整理出版了。我想在这个序言里边提出我对于张横渠思想的一些看法。张横渠是理学——或者说道学——的创始人之一,向来以周、程、张、朱,或濂、洛关、闽并称。但在理学中,横渠的关学,和后来成为理学正宗的程朱学派,又显然有些差别。因此,研究横渠思想,首先必须把它放在理学范围内,作为理学中的一派来看;同时也必须指出它和程朱派的正宗理学有些根本不同之点,而予以区别对待。过高估计横渠的唯物主义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论孙奇逢《理学宗传》的性质

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作为一部总结汉唐宋明儒学的编著,以排斥释老之学、合通儒学派别之异为标旨,是孙奇逢理学观的直接体现。其中,孙奇逢的主要关怀在于建构合同汉宋、朱王的儒学道统,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理学宗传》的结构和标准中,并最终决定《理学宗传》学道的性质。进一步说,《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的性质呈现出道与术的不同旨趣,黄宗羲以《明儒学案》的编纂标准来评价《理学宗传》,不免失之偏颇。     

谈谈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史学工作必须改革。但是,"历史学科现代化"的提法不太确切。史学工作的改革,是要求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及怎样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史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这里。     

情感史: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

情感史研究旨在通过对人类社会历史参与者自身经历的事件,洞悉其情感表达,并解读他们情感体验背后的历史意义。作为教育史研究的新视域,开展情感史研究能转换教育史学研究范式,推动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践行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价值;强化教育史鉴今功能,给教育情感以历史观照;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拓宽教育史学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开展情感史研究,应以学校和家庭教育情感史为主题,综合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树立大教育史观,注重记忆、回忆录、自传、书信等史料的搜集,采用教育叙事和口述历史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经济史与社会史

中国经济史研究需要理论的整合与创新。中外经济史的研究都经过了一个从经济史到经济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过程,傅衣凌先生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应当全力以赴的方向。没有经济的社会史不可能成为整体的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与社会史的结合。     

设计史若干问题谈

30年来,设计史研究飞速发展,从内容到方法日渐充实,学科日渐成熟。但从内涵对象、任务作用等方面来看,设计史尚缺乏一个合理的学科内核。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既涉及到自身的,也涉及到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将设计史作为学科来建设的角度而言,仍有一些较突出的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环境史学论要简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神话”、“历史”的联袂与分裂——以1902年为起点

1902年前后,国人从日本译介了为数不少的史学著作,对文明和历史的理解拓展到美术、哲学、法律、宗教、风俗等领域,神话学与历史学同源联袂而生。此时,神话一词并没经过太多的本土过滤和反思,没有可能去面对语力怪神现象,更没有机会去统摄中国本土的神圣叙事。此后,受西学范式影响,神话学与历史学分裂,遂成为被史学家排斥、被文学家接纳的民间文学内容。基于反思传统与反思现代的双向动力,当下亟需重新面对中国神话与历史,将之作为进入本土文化传统和文明基因的重要门径,以此引导对中国文化做追本溯源式的全盘理解,对中国历史叙事和现代神话学做批判性整合思考。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经历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涉及对“内史论”与“外史论”的界定、区分和评价。就此问题,国内学者多以“内史”为重,一些关注“外史”的学者也往往坚持内外史的综合。然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种讨论的前提是坚持“内外史”的彼此对立存在,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要求对科学知识的内容进行社会学分析。由此科学观出发,独立于社会因素影响之外的、纯粹的科学“内史”不复存在,“内史”与“外史”的界限相应地也被消解。     

应用与实践--科学史研究的生存与发展

提出了一些加强科学史研究应用与实践的设想，并认为：科学史研究不仅需要从“内史”走向“外史”、“综合史”，也极有必要走向“史外”．     

西方医学社会史发展述论

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在医学史内部孕育并诞生的,是医学史研究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其研究者也大多为医学史家而非专业的历史学家。而随着新史学的发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将疾病、医疗作为切入点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医学史和历史学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使得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领域逐步完善起来。医学社会史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至今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