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股价效应分析

增发新股一般会导致公司股票价格下跌 (增发新股的股价效应 )。本文通过增发新股财富再分配效应理论模型的解读 ,揭示增发新股股价效应在我国的特殊性。在我国特定的股权二元结构格局下 ,增发新股会造成非流通股股东财富增加 ,流通股老股东财富减少 ,而且 ,非流通股股东为使财富增值最大 ,倾向于提高增发价格     

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运作模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介绍了上市公司后续融资的一条新渠道———增发新股 (SEOs) ,在总结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基本现状的基础上 ,比较分析了增发新股的发行方式和定价方法 ,并对其中的市场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新股发行抑价:一个假说的检验

为了检验新股发行抑价的信息不对称假说，本文选取了中国股市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12月31日发行的255只股票(其中沪市132只，深市93只)，并按上市交易所不同分为了两个样本，采用同一模型分别作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两个市场的新股抑价程度均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假说来解释，在用于解释的变量中，新股的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前一年的每股收益以及发行前市场状况四个变量在描述假说中的事前不确定性上是显著有效的。     

定向增发对象、目的与预案公告择时行为

定向增发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再融资的主流方式,定向增发预案公告的时机选择对参与定向增发的各利益方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考察2006—2015年成功实施定向增发的A股上市公司预案公告择时行为,研究发现:(1)以项目融资为目的的定向增发倾向于选择较低预案价格;以整体上市为目的的定向增发没有显著的择时行为。(2)大股东参与以项目融资为目的的定向增发,预案公告的择时行为更加明显。(3)以项目融资为目的的定向增发,大股东认购比例越大,择时动机越弱。(4)大股东以现金方式认购新股时,更倾向于降低预案价格。研究表明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择时行为受定向增发对象和目的的影响,这为上市公司、监管层以及投资者更好地评估定向增发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增发新股与配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增发新股与配股是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直接再融资的重要方式 ,对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成长及改善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讨论了增发新股与配股对上市公司盈利和每股收益成长的影响模型 ,并对增发新股与配股的相关影响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对公司增发新股与配股的改革与规范提出了三点建议。     

A股一级市场发行抑价研究

实证分析了国内A股一级市场发行抑价,样本包括1993～2000年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交易的1007支股票,结果显示:A股的发行抑价平均高达147%,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确定性可以解释部分发行抑价。考虑到非常低的中签率和资金成本,投资者申购新股并不能获得超额收益,并且发现在新股发行中存在着逆向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的构建

借鉴Baker and Wurgler(2006)的方法,结合中国国情,选取封闭式基金折价率、IPO数量、IPO首日收益率、市场交易量、换手率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六个指标,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变化的代理指标,构建了一个能较好地反映中国投资者情绪波动的指数ISI,并剔除了可能包含的宏观经济因素。研究结果表明,ISI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有较好的解释能力。ISI的构建为接下来研究投资者情绪假说对中国资本市场"金融异象"解释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的实证研究

封闭式基金折价现象一直是金融领域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封闭式基金为对象,实证检验了西方广为接受的投资者情绪假说对中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解释能力。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并不是影响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主要因素,我国封闭式基金折价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对股价影响的实证分析

系统地研究了股票增发对股价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影响动因。分析了2001年我国公布股票增发信息的一些公司的股价变动和影响股价效应的相关因素,计算出了我国股价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对股价变动的相关系数。对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     

论企业新效益指标评价体系的特点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财政部从1995年起建立企业新的经济效益评价体系。注重于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评价,是新效益指际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新指标体系设计的内容满足了企业投资者、债权人及政府的多方面需要 1.从企业投资者角度来看企业投资者非常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及资本的保值增值情况。这是投资者对企业投资的初衷: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说,只有企业盈利,他们才能分得利润,获得投资收益,才能指望资本金的安全及资本的增值。 新效益指标体系中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有三个: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销售利润率反映企业总体盈利水平。企业的获利虽然与销售收入有一定联系,但最根本的还是与投资额大小有关。一般来说,投资额大,收入相对多,利润水平相对高;投资额小,收入相对少,利润水平也较低。因此,要正确、全面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必须计算投资报酬率,况且投资报酬率也最为广大投资者所接受。新效益指际体系中的总资产报酬率及资本收益率就是反映投资报酬率的两个指标。总资产报酬率用于衡量企业运用全部资产获利的能力;资本收益率则反映投资者投入资本获得收益的能力。 新效益指标体系中反映投资者投入资本的安全性和完整性的指标有资本保值增值率。当该指标等于10     

首发新股的中签率、逆向选择和初始收益

运用1999-2003年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的267只A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s)数据实证考察了Rock模型.与Rock(1986)的逆向选择理论一致,中签率与初始收益负相关.虽然平均初始收益为130.63%,但无信息投资者获得了接近于0的初始收益0.265%.无信息投资者获得的初始收益不仅受到发行前就已知的市场收益的影响,而且受到二级市场换手率的影响.文章发现:二级配售这种发行方式阻碍了逆向选择现象的出现.     

影响我国新股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 1999年 12月 - 2 0 0 1年 6月在中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新股超额收益率 ,发现我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存在较高的超额收益率。其影响因素包括公司规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股本可流通比率、新股发行市盈率、新股中签率、新股发行价 ,但这些因素的解释能力不强     

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者保护——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实证考察

西方国家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财务报告具有经济后果。在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财务报告是否具有信息含量,进而带来市场反应,是否保护或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目前的实证研究不仅比较鲜见,而且结论尚不一致。文中以因舞弊财务报告而被中国证监会处罚的4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考察了财务报告质量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经验关系。证据表明,那些因舞弊财务报告而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其股价的超额收益率显著为负。这些公司的投资者因为公司舞弊蒙受了较大的损失,研究还发现市场存在消息提前泄漏的现象。     

对个体投资者行为偏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对投资者行为偏差的研究一直是市场争论的热点。国外的行为偏差研究主要着眼于对西方的股市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而国内的研究则仅停留在用国外理论对中国股市的实证检验及对行为金融理论进行推介的层面上,这种研究方式是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的。鉴于此,当前有必要针对我国股市新兴转轨的具体特点,力图将行为金融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视角对股票市场上个体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形成机理进行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离任的财富效应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2002年至2004年间我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离任事件的财富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从样本整体来说,独立董事离任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公司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减少;(2)剔除任职时间超过5年的独立董事离任样本的影响后,公司股东的财富在离任公告后会显著地减少;(3)独立董事主动离任(辞职)会使股东财富显著地减少,而独立董事被动离任(被更换)则对股东财富没有显著影响;(4)原因不明的独立董事辞职,会令公司股东的财富显著大幅减少。     

A股市场上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和市场反应研究

利用公开披露的减持公告数据,从短时间窗口考察大股东减持的时机选择能力以及减持披露后的市场反应机制的研究结果显示,减持公告前后累计超额收益(CAR)呈先升后降的倒V形,CAR［-20,-1］和CAR［0,20］分别高达4.12%和-2.61%,大股东在减持中表现出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并获利丰厚,而市场认为减持传达了估值偏高或前景不佳的新信息,对此作出了显著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当日,市场对绩差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大股东减持以及大额的减持作出更大的负面反应;在公告后的较长时间内,绩差公司、控股股东的减持负面影响更持久。可见,精准的时机选择能力反映出大股东在交易中的确利用了重要的私有信息,减持前高达4.12%的超额收益为强化监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我国机构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实证研究

运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和检验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存在认知偏差。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收益率的增量作为反应事件,检验收益率是否会对证券公司在对下一个交易日的指数预测产生影响,从而分析我国机构投资者是否存在启发式偏差。实证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有着显著的启发式偏差。并提出了一种新的验证方法,即用收益率的增量作为自变量,去解释看涨情绪的变化。     

股票市场投资与主观幸福感————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分析

基于个体投资者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约百分之四十六的投资者认为股票投资带来的快乐不同程度地超过痛苦。生活的总体幸福感、年龄、投资收益、投资规模是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对生活总体幸福评价高的投资者从股市投资中能获得更多的幸福;年龄对投资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中年人的投资幸福感低于老年人和青年人;投资者长期的总体投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短期内的收益对投资幸福感没有影响;投资规模占家庭资产比重越大,投资幸福感越高;投资的绝对规模越大,投资幸福感越低。此外,认知偏差、投资目标、个性特征等因素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收益或总体生活幸福感从而间接影响投资幸福感。     

投资者异质信念与证券市场盈余公告效应研究

盈余公告效应异象在各国资本市场普遍存在,行为金融理论中的投资者异质信念视角能较好地解释该异象。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与盈余公告前后短期内累积超额收益率显著正相关,与盈余公告后长期累积超额收益率显著负相关;其中,低盈余质量强化了这种负向影响。投资者异质信念程度越大、盈余质量越低,长期累积超额收益率越小。     

农民工回流辨析:基于现有研究的讨论

我国农民工回流经历了治理整顿时期、国企改革时期、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及主动回流时期,农民工对留城与回流的自主选择权在逐步扩大,主动回流的趋势已基本形成。国内学者大量借鉴推拉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社会网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产业转移理论来探讨农民工回流现象,但尚未凝练出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学术领域针对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对策开展了丰富研究,但是认为农民工回流是城镇化的倒退、是一种向下流动、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等观点有待商榷,对策研究应主要立足于完善农民工回流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