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建新于公元九年

《辞海》中有关王莽代汉建新的条目,如《汉》、《西汉》、《新》、《王莽》诸条,皆说王莽于公元八年代汉称帝,改国号为新。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第一册也说:“在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公元8年,外戚王莽乘机夺取西汉的政权,做了皇帝,改国号新。” 此外,有的大学历史系教材和普及读物,也持此看法。但是,这个年代在中西历换算上有误,极需订正。     

儒士阶层伦理天命观的重建与东汉王朝的建立

王莽改制损害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招致社会各阶层的普遍不满和反对,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儒士阶层所期待的理想政治破灭。作为社会精英的儒士阶层并没有随着王莽新朝的崩溃而陷于沉寂,而是进行了群体思考和选择,在刘氏复起的思汉舆论影响下,自觉地对其伦理天命观的取向进行重新构建,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并对东汉一朝的士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新禅代与厌汉舆论

西汉中期以后,统治危机日趋严重,在依靠刘氏皇帝及现存政治体制无法挽救时,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否定、质疑汉祚、汉家天下的厌汉言论,并随着社会政治危机的不断加深而被广泛传播,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在浓重的厌汉氛围中,外戚王莽应时而起,背负了社会各阶层挽救社会危机和改良政治的期望和理想,从而完成了汉新禅代的历史进程。     

新朝儒学的转型：王莽的“崇儒用道”及其政治实践

西汉后期至新莽一世，儒学学术随社会发展与现实政治所需而变。王莽执政之后，其儒学政治赢得了多数儒家知识分子的支持，代汉立新以后，他依照儒经推进改制：一则建构儒经所述之理想世界；二则解决西汉后期以来现实政治之迫切所需。至新朝后期，困境频现，王莽及新朝儒生的高层遂援道家、神仙方术以救急，新朝儒学转型即体现为“崇儒用道”的变化，此时之“道”则呈现出与方术杂糅的状态，是原始道教的先声。文章分为三个部分：其一，述及汉家文化传统对王莽思想体系的影响；其二，考证新朝习老学、神仙方术者，探索此一传统对儒生群体的影响；其三，研究王莽的“崇儒用道”的政治实践以及此际出现的儒学转型。     

王莽篡政过程中的西汉宗室王侯

宗室王侯作为西汉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曾对维护汉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外戚势力的崛起,双方在政坛上展开角逐,他们的关系成为影响西汉中后期政局变化的重要因素。王莽在夺权过程中对刘姓王侯采取了兴灭继绝、经济收买、翦除政敌、军事镇压等手段进行笼络和控制,宗室与王莽的关系也由合作终至依附,但最后仍不免覆灭。分封的王侯与中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深刻矛盾是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     

论《史记》的舆论意识及书写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叙述中突出民间舆论话语和人物制造、引导舆论的情节。民间舆论话语表现为各种风谣传说和民间领袖的舆论影响；人为舆论制造包括历史人物对自己的舆论包装及其通过舆论引导充当政治领袖，影响历史进程等情节。蕴含其中的舆论意识及其书写不仅在表现社会风貌、饱满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方面完整着历史叙事，还凸显着广阔历史进程中的人民力量，是司马迁进步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又一具体表现，充分显示出司马迁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求索。以社会舆论视角观照《史记》的历史真实与政治监督问题，可充分体认史迁的“良史”精神。     

两汉之际“人心思汉”思潮评议

在中国古代的王朝更迭中,前代的遗老遗少往往在新政权的创建过程中打出复兴前朝的旗帜,如“反元复宋、“反清复明”之类。其中,大多发自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或短视的怀旧心态,它们除了为那些无谓的斗士涂抹一层悲壮的色彩外,并未留给后人太多的思考。而两汉之际的“人心思汉”思潮则体现了反抗王莽暴政、重建统一强盛的封建政权这一时代主题,引导社会从动乱走向稳定,从分裂走向统一,对汉政权的重建起到了极大的凝聚作用。这种由一种复兴前朝的社会思潮推导出直接实践结局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并不多见。因此,在秦汉史研究中应该给以充分关注并作出科学阐释。     

刘歆“助莽篡汉”再议

刘歆"助莽篡汉"的说法自两晋以来渐次强化,至康有为而达鼎盛。钱穆等虽有辩证,但多流于片面或静止的思考和分析模式。需知,历史事物往往是动态的,而历史现象又往往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我们运用动态和复杂思维分析历史事物和现象。王莽从辅汉到篡汉,其野心渐次昭彰。而刘歆对王莽的态度也随之相应变化:从辅佐、内惧而走向背离。以王莽"居摄"为界标,之前,刘歆倡立古文、扼制谶纬、发明五德终始等辅莽助莽乃至媚莽的行为都是为了"助莽安汉"。之后,随着王莽篡政野心暴露,刘歆也由助莽到"内惧",最终走向背莽叛莽。从刘歆生平及其与王莽的关系变化看,刘歆"助莽安汉"是真,"助莽篡汉"是假。至于刘歆的理论和行为被王莽假借用以篡汉,则并非刘歆本意。毕竟,主观"故意"与客观"非故意"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篡逆”还是“禅让”——史学视角下的“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

"新莽代汉"与"汉魏故事"是两次以"禅让"方式完成的王朝更替。在皇权时代,史家们一致认定"新莽代汉"是篡逆行为,而对于"汉魏故事"则评价不一。封建帝制结束后的20世纪,对于王莽和曹操这两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则又多有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史家评论多样性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折射出时代性与客观性对于史家的制约。而在不同立场的史家著作里,这些史家通过安排情节结构来解释这两次事件,并赋予了两者完全不同的意义。     

王莽官制述论

官制改革是王莽改制的重戛内容之一。这项改革始于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直到新莽覆亡(公元23年),前后持续了二十四年。代新而立的更始政权,以及割据天水的隗嚣、齐地的张步等,也曾沿用过王莽官制。公元二十五年,刘秀经略河北,“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①,开始废止王莽官制。随着刘秀统一全国战争的进程,王莽官制才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废止。稽诸史籍,王莽官制作为一朝制度,确曾在全国推行过,这也为居延出土的王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     

论西汉“奉天法古”思潮

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源于战国儒家民本思想。所谓家家有百亩之田、无处不平均、无处不饱暖的井田制,作为儒家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理想,始于孟子,后被汉儒所尊奉,视之为最完美的土地制度,并为之摇唇鼓舌,力主加以恢复,终于酿成了西汉中后期“奉天法古”的思潮。     

秦汉九卿源流及其性质问题

“九卿”一词的出现晚于“三公” ,约在战国后期 ,其影响也不如三公说大 ,对战国政治制度没有影响。秦代没有“九卿”的提法 ,其出现在汉代官制中约是文、景时期。西汉的九卿并不是九个卿而是列卿的泛称 ,但王莽时至东汉 ,又按照儒家学说将九卿变为九个卿 ,形式上分属三公。东汉的九卿是专称而非泛指 ,秩次为中二千石。秦汉九卿经历了一个由理论向实践转化的过程。     

汉代官营经济思想及经济政策

中国古代官营经济思想理论源于战国时期的管商学派。汉代从武帝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营经济政策,虽然在短时间内聚敛了大量钱财,但是给百姓生活及社会生产也带来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武帝死后,官营经济的做法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新朝王莽上台后,倒行逆施,推行更加全面的官营经济政策,不久就被人民推翻。东汉以降,官营经济政策终于由一时的极盛走向衰落。     

关于刘歆命运悲剧的再认识

刘歆是西汉末年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对于刘歆如何走上为王莽代汉服务的道路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我们应该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将评判标准趋向客观与平实,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诠释和理解,分析他历史悲剧的成因,清除他身上所承荷的过多罪名,还他一个历史本来面目。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汉匈质子关系及其作用述评

西汉和匈奴之间的质子关系,经历了征取质子、质子入侍和王莽杀质三个阶段.汉匈质子关系,不仅对维护当时良好的民族关系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