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FDI与经济发展的协整分析

在对跨国直接投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利用跨国直接投资流量与我国GDP的经济数据组成时间序列数据。在对数据进行处理之后对其进行了协整分析，对我国利用FDI与我国经济总量发展的关系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我国利用FDI流量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数量关系成正指数性关系，FDI的利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拉动的作用；而反过来，我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同时又吸引了FDI流入我国，两者呈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     

中国非FDI资本流入的易变性测度

测度国际资本流入的易变性,目的就是测度一国可能在短时间内面临的资本过度流入程度,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国际资本可能出现流动方向迅速逆转的情况。本文将国际资本划分为FDI和含义更为宽泛的非FDI,建立了一套衡量资本易变性的指标,测度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性,并采用样本期间内人均净资本流入与GDP比值的标准差,对37个国家的资本易变性进行了纵向的分变量比较和横向的国别比较。据此,笔者提出了加强对非FDI流动早期预警指标监控等相关政策建议。     

FDI与西南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基于FDI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分析

较少的外资对西南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来说,既是原因也是结果。扩大FDI流入对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特别意义。本文研究表明,FDI对该地区增长尚未显示应有促进作用。进而,本文运用面板数据技术分析发现:在FDI选择因素方面,西南各省具有较大的同质性,省际差异并不显著;在区域层面上,外资对该地区表现出显著的犹豫性和短期性;劳动力成本潜在优势也未能较好发挥;在省际层面上,劳动力成本、区位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对FDI产生积极影响,外资也出现一定的聚积现象。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给出了加快引进FDI的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引进外商对华直接投资（FDI）持续增加,FDI的流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之一。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波动的幅度增大。人民币升值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人民币贬值都能够促进FDI的流入,人民币增值都能够抑制FDI的流入;（2）汇率波动会对FDI的投资信心产生影响,从而影响FDI流入,但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对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从趋势看汇率稳定有利于FDI的流入;（3）从30年的总趋势考察,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都不是影响FDI流入的决定性因素,影响我国FDI流入的关键因素是宏观经济环境因素。要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应该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进行综合考虑,从多元化渠道入手解决问题。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Almon分布滞后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 FDI)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吸引外资尤为重要。基于我国2003—2012年FDI和GDP的数据,通过Almon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了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GDP和FDI的关系是长期、均衡的;GDP与FDI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FDI的增加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FDI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FDI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视角下,以1985年到2016年新疆实际利用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商直接投资)和新疆地区GDP作为数据资源,通过实证分析,归纳新疆利用FDI的主要特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新疆如何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更好地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结果表明,FDI与新疆GDP增长有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在两者关系上,新疆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而不是FDI促进了经济增长.由此可见,外商直接投资是新疆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加速了外资的流入.     

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不同投资动因的理论分析

借鉴实物期权理论,通过构建汇率和FDI的简单模型,研究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尤其是对不同投资动因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理论模型证明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对东道国FDI的流入有负面影响.另外,东道国货币贬值可能会增加成本导向型的FDI流入,贬值可能会减少市场导向型FDI的流入.     

FDI与上海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2年上海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GDP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FDI与上海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上海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FDI对上海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明显,我们认为FDI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其“溢出效应”上。     

FDI流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30个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运用OLS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我国不同地区的GDP、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区位优势对FDI的流入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结合我国当前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了地区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中国20世纪90年代时间序列数据计量分析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从对中国东中西部的时间序列数据计量结果看,三个地区的本期FDI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影响;三个地区的本期GDP对FDI均有着显著影响.从对上海和河北两省市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结果看,上海的FDI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不显著;上海的经济增长对FDI有显著促进作用,河北的情况也不明朗.对东中西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FDI是经济增长的原因;GDP也是FDI增长的原因,二者构成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FDI与GDP还不能构成这种因果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区域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东部发达地区内部,FDI流入较早且规模较大的省份经济增长率相对较高。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率同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     

解读《2011年前全球投资前景》

在过去的几年中,全球FDI从低迷中苏醒进入快速回升阶段。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智囊团的研究,2007年全球FDI流入量会持续增加;但2008年可能出现暂时的轻微下滑;而2009～2011年全球FDI又会回到稳步增长的轨道。许多因素使我们对未来世界投资的中期前景保持乐观。但是,未来的风险因素也在加大,比如国家保护主义、政治风险、能源短缺和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等,这些都会对全球FDI带来负面影响。在2007～2011年,中国仍将是全球FDI最重要的投资地之一,中国经济的崛起可能会打破美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长期垄断局面。     

亚太地区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吸引外资数量的增加,外资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也日益增大。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60%以上来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重要依托。运用短面板数据分析了亚太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贸易量、贸易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亚太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对以上三方面均产生正效应。最后提出利用亚太地区投资的政策选择。     

产业集群中产业关联对FDI引力分析

为探索产业集群对FDI产生吸引力的条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对同一区域内不同产业部门集群对FDI引力进行研究。通过引入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推演出FDI引力系数模型来表征各产业部门集群对FDI的引力能力。并以沈阳市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三个已经具有产业集群特点的制造业部门为研究对象，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结果表明：产业关联程度强的产业部门集群吸引FDI的能力也相对较强。     

FDI、经济增长与区域分布差异——对江苏、浙江分布差异的观察

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分布因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地理位置、市场规模、开放水平、劳动力素质和政策优惠水平相似的条件下,江苏、浙江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均有较大差异,而利用当前的研究理论却无法解释这种差异。设置国有资本要素并将其引入实证后发现,江苏、浙江两省在FDI存量和流量上的差异是由于二者国有资本存量差异而导致的,即国有资本额度对促进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性。     

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出口的关联度分析--基于三个转型经济国家的比较研究

利用线型回归模型研究了中国、印度、巴西的FDI与出口和出口竞争力的关联度,结论是FDI与印度的出口的关联度最强,与巴西的关联度最弱,中国位于中间.这3个国家中出口竞争力与FDI的关联度由强到弱的顺序是印度、中国和巴西.流入印度的FDI与出口和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最为密切,主要原因是印度具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含量高的FDI.在印度投资的FDI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很大一部分投向信息产业,其产品大都是出口外向型.在巴西大量的FDI是市场寻求性,FDI只是增加了资产,却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也没有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流入中国的FDI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追求廉价的劳动与资源成本为首要目的,技术的先进性就有水分,有70%的FDI是以设备原材料作为资本投入的,但对核心技术进行保密.所以,这些FDI对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的帮助不是很大,中国的出口产品依然是以低廉的价格为其主要特征.     

本土产业集聚、FDI流入与城市创新能力

基于中国2009—2019年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探究本土产业集聚模式、FDI流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在整体、不同区域与不同城市规模下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FDI流入能够显著地提升城市的创新水平;两种集聚模式中,专业化产业集聚的创新外溢效应更为显著,但呈现抑制性溢出;在与FDI的交互作用中,专业化集聚的影响更大;多样化集聚模式在东部城市能够显著促进创新,而两种集聚模式在中西部城市均不能显著提高城市创新绩效;多样化集聚能够提升小城市的创新能力,而FDI流入和专业化集聚的交互作用对于大城市而言有抑制作用。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FDI相关性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FDI之间的关系,发现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更多FDI的流入。同时从行业层面出发,利用国际专利标准分类的各宏观行业专利授权量,研究不同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FDI的相关性。结果显示,FDI对那些技术含量高且容易被模仿的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比较敏感;而那些低技术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FDI的影响则比较小。文章最后提出了选择合适知识产权保护的建议。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分析

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关城市的数据，应用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与城市特征的相关性．引入了空间变量，根据新近的数据，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地区33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经济计量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该地区33个城市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国内生产总值、道路交通条件及教育水平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其中，国内生产总值是主要因素，劳动力成本、与上海的空间距离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