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北岳祭祀析论

唐代北岳实为共享的仪式空间,其祭祀涵括官方祭祀与民间祭祀两个层面。具体而论,国家祀典中自开元礼五岳常祀成为定制后,北岳常祀代有举行,同时,官方祭祀还与祈雨、祈晴仪式密切相关,其中暗含政治控制和邦国经纬之意。而北岳祭祀凸显的捍御边防之诉求,与北岳所处地理位置之重要性密不可分,也是其区别于其他四岳祭祀的特征之一。相较而言,民间北岳祠祭延展为多种样态,其崇祀神灵的主要动机亦呈现出多元化倾向,其规模有时并非一般,可以由此反观此类民间祭祀的活跃程度。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泰山玉女祠改名昭真观的缘由考辨

在北宋时期，泰山玉女这一民间神灵既未载入国家祀典，也不符合道教经典，且名气不大，来历不明，实属淫祀。到蒙古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道士张志纯重修泰山玉女祠之后，玉女祠被改名为昭真观。这一改名之举，是结合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以道教理论重新解释泰山玉女，从而使泰山玉女既得到官方认可，也受到道教重视。这就为后来的碧霞元君大盛于明清，做了必要的准备。经分析推断。将玉女祠改名为昭真观的人很有可能是张志纯。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汉代统治阶层对民间信仰的限制和引导

汉代民间的鬼神祭祀并非单纯地以祈福禳灾为目的,它还包含有以祝诅等巫术伤害他人,被伤害者甚至有可能是最高统治阶层。祭祀中害人巫术的存在,无疑会对社会治安、统治阶层本身乃至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行造成影响。面对这样的挑战,汉代的统治阶层设立严刑峻法、设置祠祝官进行抵御;而统治阶层中的知识分子将先秦以来限制祭祀规模的传统理念用于现实政治,致力于革新鬼神观念、宣扬"淫祀无福",试图在思想上对民众进行引导。     

清代徽州的祀会与祭祖

清代徽州,祀会祭祖普遍存在。祀会是族人为岁时节气及忌日祭祀共同祖先,集资运营,并享受组织权利和承担组织义务的共同体。祀会因始祖祭祀、保存香烟、门户钱粮等目的兴起,通过合同、分家、批产等形式设立。运行中,采取出借会资,以及买、卖、典、当会产等方式经营生息,从而累积资本,起到担负祭祀与应付族内公共事务的双重功能。祀会是明清国家法令放宽民间祭祖的现实体现,也是民间祭祖的一种简易有效形式,可逐渐向祠产祭祖发展。     

试论文昌信仰袝祀明清庙学的社会场景

明清时期,作为地方儒学教化体系核心的庙学,存留了大量用于祭祀道教文昌神的祠阁,这一现象从表面上看是道教神灵进入官方祭祀场所,实际上是儒文化对道教神仙的儒化改造。文昌神的形象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从自然神到人格神,从道教神到儒化神,从淫祀到国家正祀的过程,呈现出儒道二象性,是儒道文化融合历程的展现。     

中国古代遗产保护制度研究

自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殷商时代起,中国就有见诸文字记载的祀典制度存在。祀典制度就是古代版的遗产保护制度,与现代西方的遗产登录制度相当。《礼记·祭法》所确立的"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勤死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五大原则是最早对祀典准入制度的文字记录。《尚书》关于殷周之交祀典传承的记载以及夏商周三代天子诸侯祭祀名山大川的活动是最早的具体运用祀典的明确记载。本文从《祭法》所确立的五大原则、一个已经存在三千余年的遗产登录系统、圣贤崇拜与遗产保护意识的养成等三个方面通过大量文献信息的征引,说明祀典制度即古代的遗产保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