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志述略

书院志是一种专志 ,与山水祠庙志等同属于广义的方志。书院志的雏形为书院记 ,它定型于明 ,大行于清。书院志是研究书院史、哲学史的重要史料     

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

瀛山书院源于北宋詹氏书堂,至南宋詹仪之以理学名世,遂有朱熹往来辨析大学之旨,朱子学说成为书院学统。隆庆二年,王畿门人周恪任遂安县令,复建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心学。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瀛山书院记》与《瀛山三贤祠记》,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院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万历七年,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免于劫难,开启了由王返朱步伐。清前期,王学趋于黯淡,朱子理学再兴,瀛山书院逐步展开尊朱辟王实践。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刻瀛山书院志》即未收王畿记文,钱德洪记文也被刻意删改。明清之际的学术嬗变同时波及当地士人,地方志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减、批判。     

从书院志看朝鲜初期书院的性格——以《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为中心

通过分析《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等三种书院志,展现了书院传入朝鲜之后在院规、祭享及官权关系等方面,通过内部的争论,形成独特的运营特性,并发展成为乡村教化工具这一本土化过程。     

“话语”之外:乾嘉时期的湖湘理学与地方书院——基于玉潭书院的考察

以往学界关于清中期时代学风的叙述，大致笼罩在乾嘉考据学这一话语体系之下。然而，所谓的“话语”在整合社会下层士人的层面上却具有局限性，这一点在湖湘地方书院教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清代乾隆年间，湖南宁乡士人积极筹备重建玉潭书院，通过编纂书院志的方式，自主选择构建与地方传统理学相融合的胡张学统，并且在书院教学中也时时浸润着湖湘义理之学的因素，不完全受江浙考据学风的干扰。     

清代云贵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论略

以山长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书院学人群体具有地理边缘和文化中心的双重身份,是值得深入发掘和进行整体研究的宝贵资源。清代云贵地区少数民族学人与书院结缘涉及白族、纳西族、彝族、布依族、苗族、侗族、土家族等,他们通过讲学、诗歌创作和方志编纂等活动,推动地方教育发展和文化传播,表现出儒家化的人格特质和家国情怀。探看云贵少数民族学人与书院的关系,可以管窥儒家文化在边疆多民族地区传播过程中对晚近中国大一统认同起到的特殊作用。     

试破永绥厅书院房契之谜

本文首次公开了永绥厅书院的两份房契并对房契进行了初步讨论,认为房契所反映的书院为绥阳书院,其具有官私合办性质,书院十位首士事隔107年又一次变卖书院同一份产业完全是永绥县解放初土地改革仓促催生的产物。房契所提供的新史料弥补了某些专业志的不足。     

韩国书院的历史

在韩鲜时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地方学校的书院,与社会特别是士林势力共同消长,紧密联系,在不同时期,其内容、作用和机能等有不同表现。出现在16世纪中期的书院,是由开始显露头角的士林势力所主导的。书院培养了大量士林,对于韩国16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初的“士林时代”,书院是其产生的母体,也是维持时代的核心机构之一。17世纪,书院滥设、滥享引发的弊端开始显现。进入18世纪,随着社会变动,“士林时代”落下帷幕,书院随着士林势力的衰退而没落。     

从学规看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

以学规为中心考察了朝鲜时代书院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式。首先,考察了学规关于为己之学的教育目的和科举问题关系的两个不同观点,即本末论和排除论。其次,以学规中的读书次第和讲书目录等为中心研究了书院教育的课程和教材。最后,关于书院教育的方式,探讨了分番居斋和讲会制度。     

论地方志的书院文献 ——以清代武宁县为例

地方志保存了大量的书院文献,是书院研究的资料宝库.地方志书院文献的发展反映了书院在地方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影响不断加深的趋势.地方志书院文献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从清代历朝编纂的武宁县志看,除"学校·书院"或"书院""艺文志"门外,"卷首·图""古迹""坛遗"等也有丰富的书院文献,但由于没有出现在"学校"或"书院"...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     

陈瑸与雷阳书院

陈瑸生前所在的康熙时代雷阳书院已经被毁,尚未恢复。根据陈瑸本人的文本及后人的记述可以证明:民国二十七年之陈氏《族谱》所记陈瑸任教雷阳书院一事失实。陈瑸任教的是义学,今人所谓陈瑸曾秉铎雷阳书院一说,乃是对历史的误读误判。     

"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东亚书院与儒学国际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成功举办。这次会议以多学科、多视角、新方法研究为特点,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书院本身、书院与儒学的关系、韩国书院研究三个主要方面展开学术交流。对韩国书院的研究是这次会议的亮点,而对中外书院的比较研究将成为以后书院研究努力的方向。     

从书院到学堂的三重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的书院改制,使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被近代学堂所取代。从书院到学堂,这不仅仅有教育机构名称的更替,也包括以学习西方为重要特征的传统教育内部各要素的近代转化,还包括了从传统松散的、与科举分途的教育组织机构到建立合科举为一途的近代国家教育系统的三重变化。     

分析朝鲜书院的展开过程当中出现的士林系书院观

在朝鲜16世纪开始的士林书院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政治打压,士林系书院观发生了由原先的讲学转到研究学问再到重视祭祀的变化。到18世纪,书院的讲学功能逐渐丧失,而祭享成为其主要功能。     

顺天府尹在金台书院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封建社会, 书院在文化的传播中离不开政府官员的支持, 尤其是当地最高行政官员的重视。金台书院存在了近150年,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 推动了北京和周边地区文化的传播, 在北京地区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和碑刻资料的考察, 发现在金台书院的创办、修缮、经费筹措、书院院长的选聘、生徒学业的关注, 以及为书院征集图书等方面, 顺天府尹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金台书院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作用。     

茶陵书院的发展特点

在宋元明清的书院发展史上,各个县城的书院发展呈现出县域特色。在湖南书院发展史上茶陵县的书院处于领先地位,其发展特点充分体现出地域文化的特点。     

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

19世纪中国以来,西学东渐是一个事实,中国学人无法回避,而作为以为法律人,作者关注的是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变迁历史。本文试图从四个部分来阐述西学东渐与法律门的变迁历史。第一个部分是解读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即近代中国的衰败是引发西学东渐的最大历史原因;第二部分是在中国衰败的大背景下,法律和法学在灾难深重的中国,无论如何,总算逐渐兴起了;第三个部分则是在整个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背景下,法律和法学的变迁发展;第四个部分则是分析当代法学界关于如何应对西学东渐问题中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     

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

书院研究历来倍受世人关注,1923-2005年83年间,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至少有1709篇,出版著作70余部。80余年书院研究史可分初起而兴(1923-1949)、附而不绝(1950-1979)、勃然兴盛(1980-1993、新世纪的新动向(2000-2005)四个阶段,讨论各阶段研究的时代特色、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