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芳情不悔说启蒙——读萧萐父《吹沙三集》、《萧氏文心》等著作的体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萐父教授围绕“早期启蒙”说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呈现了一个当代中国启蒙主义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路向选择和全球化浪潮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的深刻思考。这一思考不仅能够经历“启蒙反思”的洗礼而历久弥坚，而且很能够针砭“后启蒙时代”的若干文化病症。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性理论受到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它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现代性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避免了创作方法论的长期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由启蒙主义文学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构成,这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概说

“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是一组充满了歧义的概念“星丛”。“现代”等概念是一组历史性概念,内涵丰富,变动不居,很难有明确的定义。大体上说,“现代”是一个区分社会历史发展的时间性概念,“现代”意味着古代传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开始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现代性”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的内在质的规定性和演进逻辑,“现代性”既有进步意义也有负面效应;而“现代主义”则是一个具有思想文化意义色彩的范畴,主要是指审美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指审美现代性。“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萌生于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论周作人《酋长》翻译

《酋长》的翻译反省了革命并未触及的国人“智虑之蒙启”的民族国家问题。启蒙赋予酋长土著精神的叛徒与现代罪恶的帮凶的身份,同时也寓意了现代之残酷与冷峻。酋长没有做到“唤醒世界”,反而促进了他所要启蒙之世界的巩固。《酋长》属于《新生》系统,提出了理性与启蒙的限制问题。周作人为“人”呼号,为人的自主和尊严张目,客观上提供了中国现代性最为基本和典型的样式。     

决澜社与中国早期视觉现代性的启蒙

在中国早期的视觉现代性启蒙中,视觉语言与审美艺术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视觉现代性的启蒙革新。决澜社是中国现代视觉艺术史上第一个自觉吸收并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语言成果、锤炼现代艺术精神的学术性社团,在促进美术多元化风格及各种流派的形成,促使视觉语言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国早期民众的视觉现代性启蒙影响深远。决澜社为我们提供了体察中国早期现代视觉经验的基本路径,其活动及经验已成为现代视觉艺术借鉴与反思的基点。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文化选择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东西文化的交融与互补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东西文化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向发展中的东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启蒙策略、革命策略与退守策略三种文化现代性的建设方案.它们彼此冲突又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复杂的历史状况.文化东亚的客观存在,使得中国及日本、朝鲜和韩国等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东方文化发展道路上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深入研究与探讨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现当代性之路也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性文化方案·价值观·价值观教育

现代性文化方案是现代性获得启迪和拓展的精神气质,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现代性文化方案最本质、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将现代性价值理想以价值观的形式生成为人的内在性格和行为坐标。但是,现代性文化方案在现代境域中却呈颓废之势,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呈现低迷与困厄之势。从价值观及其教育之维,对现代性文化方案重新勾勒与赋值并期待获得救赎性意义是本文研究之初衷。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发展的现代性反思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如何应对自身的现代化以及伴之而来的现代性困境，是一个仍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对近现代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探索道路进行历史的反思，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法律现代性困境的真正症结在于法律文化的自我认同危机，而摆脱这一危机的关键在于，在多元共在的法律文化中重塑“和而不同”的中国现代法律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法律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为全球法律发展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与文化策略──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是思想启蒙,文化策略是白话文体。“启蒙”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功利性。“白话”既是一种文学方法,也是一种文学理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科学”和“民主”,在“启蒙”和“白话”中得到了有力体现。文学革命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逻辑发展,服务子以“救亡图存”相号召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文艺社会学在２０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主流形态,由此而得以确立。     

多元现代性与“民主社会学”视野下的政治发展逻辑

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经历了从“政治系统”到“找回国家”、从“单一现代性”到“多元现代性”、从“宪法工程学”到“民主社会学”的理论转向。为了给非西方国家“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充分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应秉持一种兼具整全性和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论说——其中,整全性和规范性分别确保了多元现代性的民族性特色和现代性底色。与此相适应的“民主社会学”主张：把政治秩序的社会情境依赖与社会共识基础结合起来,把握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把民主秩序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把握现代民主秩序的运行。由此,现代政治发展主要包括国家建设、民主建构、社会正义和社会团结等四大基本议程。     

忧患云海诗哲心——现代性视域中歌德思想形成史的意义

本文提炼出歌德思想形成的“精神三变”概念,将其概括为一生中的“浪漫思脉”-“启蒙思脉”-“古典思脉”的三阶段经历;同时追溯作为时代背景的现代性早期话语的德国形态,即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话语、施莱格尔兄弟等为代表的诗学话语与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文学话语的三峰并立,进而探讨作为个体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过程与现代性早期萌发状态的时代语境关系。本文区分“现代概念”建构的三大维度,即“现代化”、“现代性”、“现代人”;以现代学构成的三大基本问题意识“社会的公义”、“自由的秩序”、“欲望的个体”为核心,追问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性方案的危机症候;并由此凸显歌德、席勒所开辟的“古典图镜观”的重要思想史意义。突出“现代性早期方案”中的“哲学-文学”对话结构,即“歌德-席勒 VS．康德-黑格尔”,尤其通过作为代表人物的歌德思想形成史这一个案分析,提出“现代性的文学话语”概念,揭示他们对“现代人”建构的重要理念,从而彰显作为非主流现代性形态的“古典思脉”的思想史意义,为解决“启蒙——一项未完成的计划”提供另类进路线索。     

革命和启蒙再出发

作为现代性的开端,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引发了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导致现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之下,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华民族被动地纳入启蒙和现代性世界版图之中。在近现代中国史上,启蒙、救亡、革命和改良构成不同阶段的主题。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指向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多个方向,并最终导致现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更好地理解启蒙,需要认真对待启蒙与革命、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共性与个性、启蒙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启蒙有自己的使命,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结束,也不会随着现代化的成就而中止。在新世纪,启蒙将为中国进一步改革提供思想指导。     

大学的使命与教育理想

在现代性境遇下 ,大学的使命被功能化而失去形而上意义。现代性迫使大学突出专业教育而削弱甚至是取消博雅教育。是践行传统的大学理念还是承担社会功能 ?现代大学性格发生了分裂。但是 ,只要我们转换角度 ,从“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层面理解大学 ,大学的现代性焦虑就能够得到克服。大学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 ,自由民教育和公民道德养成是大学必须担当的责任 ;大学又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织” ,理应为社会的发展输送人才 ,提供知识。现代大学的使命是 ,在履行文化启蒙和人格养成同时 ,也把自己的关注放在科学的技术应用价值上 ,放在训练生产技能上     

现代性与审美自觉

“现代性”是一个模糊、多义的范畴,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审美自觉是现代性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与现代性启蒙思潮的“理性崇拜”不同,审美自觉将“现代性”推进到了一个“感性解放”的阶段。现代唯美主义所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推进了现代性视域中对于人类自由和艺术自由的理解。以“感性解放”为特征的“感性学”的建立是一种美学自觉,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旗帜的现代主义则是一种艺术自觉。     

施特劳斯论雅可比的启蒙批判——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理论的缘起探析之一

施特劳斯之现代性理论的形成颇多得益于他对雅可比之启蒙批判的考察。雅可比的启蒙批判不仅使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呈现给施特劳斯，而且他以重建信仰的方式来解答现代启蒙之困境的做法，使得施特劳斯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关注启示宗教以考察现代性的基础。但施特劳斯认为，雅可比的启蒙批判并未能超出启蒙，他仍然是以现代人的身份看待信仰与理性之争。因此，唯有在雅可比所提示的道路上继续推进思考才能超越启蒙，走出现代性的困境。     

视阈的转换：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摘要］1980年代以来，伴随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运动以“现代化”的观点重构了文学史视野，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典范。1990年代，中国知识和思想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     

从尼采到马克思： 鲁迅的思想转变

鲁迅的尼采式“反启蒙的启蒙”的个人主义具有启蒙与反启蒙的两歧性以及“排众数”与“觉民众”的内在紧张,其以“超人”为典范的“立人”理想难免带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虚渺。五四以后,从《娜拉走后怎样》起,鲁迅开始疏离尼采及其早年任个人、重精神的启蒙主义,并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尼采的个人主义位于现代思想光谱的左右两极,作为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的批判者,他们都提供了各自矫正与补救现代性的方案。鲁迅是一个启蒙者和现代性批判者,他批判“至偏而伪”的资本主义19世纪文明,而冀望于20世纪新文明。当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幻灭,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替代的人类解放的新理想。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

当代社会实践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也显示了它具有的两股巨大力量———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的力量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的力量。当今世界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也都包含着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我们把研究这种结构性巨变及其二维效应的理论称之为“实践结构的社会学理论及其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简称实践结构论)。从社会学研究“中国经验”的“全球”与“本土”话语之争的再度激活,到“广义转型论”与“狭义转型论”实质性分野的明朗化;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生命力的再发现,到现代性彰显以来新兴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共性和个性的侧重差异,再到当前我国政学两界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都需要一种更为开阔的社会学理论视野。通过这一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深入地把握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性,而且可以重新认识在中国新型现代性实践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不懈追求和新的活力。     

大众传播:观念的变迁--哈贝马斯传播思想的贡献与局限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 ,大众传播日渐成为社会的基本沟通和组织手段。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以其鲜明的“现代性”立场 ,解构了主 /客等级倾斜观念 ,颠覆了“前现代”的一元的传播模式。但是 ,他又用“公共领域”把主体局限于“公民”而非“大众”。因此 ,他的传播理论是精英的、启蒙的 ,因而也是“知识分子”的。在他执着于“现代性”的传播模式中 ,“大众”(mass)是“他者” ,因此同样是一种精英 /大众的等级倾斜模式。只不过 ,它已从“前现代”一元论变成“现代性”的二元论。真正的大众 (people)传播 (以互联网为代表 )不是等级化和单向性的 ,而是平面化和互动性的。上帝已死。后现代的、多元化的、众声喧哗的“波普”传播随着经济全球化已成不可阻拦之势。由此 ,哈贝马斯成为过渡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