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荆公新学《三经新义》的内圣外王之道

庆历之后还是宋学地域学派的"临川之学",到熙宁以后演变为一种新官学即"荆公新学".虽然王安石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其学术旨趣、思想内容的重心发生了变化.荆公新学更为关注以经术经世务的外王之道,以满足"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的经世致用迫切需要.王安石分别从《尚书》《周礼》《诗经》等先王政典探寻礼乐制度、治理方法的依据,以解决熙宁新政的现实政治问题.同时,荆公新学也关心"人君方寸之地""养心"的内圣之道,但主要目的是凸显政治睿智、强力意志的精神因素,其内圣之道直接依附于外王之用,不同于道学派偏重道德为本的内圣之道.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

近十年来的荆公新学研究已经涉及到荆公新学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不同的学科视角、多样的学术方法、整体的观念为荆公新学研究注入了生机活力,但对荆公新学思想渊源所在,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方式,与佛道、理学、蜀学等流派之间交融互动方面,特别是对于荆公新学流派的研究以及对于王安石作为宋代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关键人物的探讨方面,在学术界目前还是薄弱环节,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王闿运"帝王之学"述评

王闿运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和学术人物.作为晚清名士,王闿运以硕学通儒而名重一时;在政治上,他怀抱"帝王之学",以纵横家自居,且一有机会便谋实践其"纵横之道"帝王之学"."帝王之学"作为一种封建的传统政治理念,具有很大的空想性和封建性.在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帝王之学"亦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荆公门人徐君平生平发覆与著述辑考

由于徐君平《三经音辨》《韩退之别传》的亡佚,学界一直难以研究其书的思想内涵.又因其生平资料较少,后人对其著述内容、学术思想了解较少.今对徐氏《音辨》《别传》等书进行考辨,并进一步探究其与荆公新学的联系,以此揭示其作为荆公新学传人的重要学术地位,同时对于徐氏生平履历和著述加以考论.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1896至1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同时也对2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新学诗"的出现,都意味着新诗的自觉.     

有关"三峡学"的几个理论问题综论

"三峡学"是一门由多学科组成的、旨在研究三峡地区的综合性学说.它的前身是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三峡文化",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广,单一的文化学已无法涵盖对三峡研究的诸多学科,"三峡学"应运而生.本文对"三峡学"进行了学术界定和时空定位,阐明了它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建构,叙述了"三峡学"的五大特征,论证了它的可行性与可能性,以及具有的国际、国内与现实意义,最后,介绍了形成"三峡学"的三大地缘因素: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与人文地理.     

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节愍太子墓《升仙太子图》考——兼论薛稷画鹤的时代背景

一直以传说形式流传于中原的王子晋故事,经过武则天时期的刻意经营,成为活生生的政治存在。模仿王子晋控鹤升仙在张易之兄弟为中心的政治群体中蔚然成风,也成为这个群体撰文、作画的题材。节愍太子李重俊的身世和政治命运与王子晋有着相似之处,联系其身世与改葬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特别是睿宗的作为,其墓中的仙人御鹤图像可定名为《太子升仙图》。睿宗将它安排在节愍太子的墓中蕴涵着现实的政治、宗教意义。以画鹤知名的薛稷,跟武周、及睿宗朝的政治权力中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出于画家天生的敏感,对政治氛围有清楚理解的他,凭借突出的画技,选择与当下政治有密切关系的仙鹤题材。这不仅是当下政治氛围之必需,也是他延续个人政治生命的需要。     

简述《汾河湾》与《武家坡》两部爱情戏剧的历史背景与主旋律——兼论“薛平贵”之名的由来

描写薛仁贵与柳迎春爱情的《汾河湾》及薛平贵与王宝锄I的《武家坡》，故事情节虽十分相似，但其时代背景、婚姻爱情观、褒贬的主题思想迥然。二者分别产生在唐初自由婚第二次高潮兴起与唐亡后自由婚衰落的两个时期。柳氏坚持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王氏则是抵制门阀等级婚的嫌贫爱富。前者褒扬忠君爱国，后者谴责卖国求荣。薛仁贵是东征西讨的名将，薛平贵则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的后唐叛将石敬瑭的化身。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帝位后，欲借薛仁贵之光环，要与辽帝国平等“平贵”，只当孙而不称臣，这就是“薛平贵”之名的由来。     

王阳明的文学实践及其与心学的关系

纵观王阳明一生,始终与诗赋相伴,从存世诗文来看其文学成就确能颉颃当时名家。王阳明非常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他从立德角度对文学进行思考,反对着意安排组织的偏重形式的创作之风,主张恢复关注受众特点的诗教传统。王阳明的文学实践活动是其心学形成过程中的推动力量之一,当心学成熟后,再以心学反观文学,进而形成其对文学的理论见解,对其创作产生一定指导作用。     

《文学小言》与王国维的学术风格

《文学小言》是王国维早期的学术随笔,其学术内涵丰富,学术风格鲜明,从文学本体论、价值论、分类法等不同层面提纲挈领地勾勒了作者早期文学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奠定了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鲜明地体现了古典传统与现代意识的通融,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座休眠的活火山——《红楼梦》中薛宝钗与王熙凤不说话原因探索

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和王熙凤是表姐妹,又都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她们却从来没有对话和交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导致她们不说话的原因主要有三大因素:首先是两人在贾宝玉婚姻对象人选上的立场不同;其次是两人在贾府中的地位之争一触即发;第三是两人未来势力的强弱此消彼长,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两人貌合神离、相对无言。分析出小说中这两个重要人物不说话的原因,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领会《红楼梦》中微妙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悲剧命运,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伟大文学成就。     

《太玄》范注体例考论

范望由《太玄》提炼出了“家性”与“行数”两个词,其中“家性”主要指《太玄》首名的意涵,也包括玄首的阴阳刚柔之性及其五行属性,而“行数”则指《太玄》首赞之数与五行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家性与行数作为解赞体例,使范注自具特色,可目为范望之太玄学。     

论王闿运《楚辞释》的注释特色

王闿运在《楚辞释》中求新尚奇的注释,其时代背景是清末公羊学派学术风气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注释篇目中将宋玉的《高唐赋》入选;注释体例简单而具体注文随意;中心内容贯穿求新尚奇之说,且在字词注释、章句说解、篇旨说解等方面均有明显体现。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崇尚新颖奇特带来附会之弊。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探王应麟的经学思想

从《汉制考》《困学纪闻》两部著作的研究入手，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王应麟的经学思想。在其学术渊源以及时代背景等多 方因素作用下，其经学思想主要表现为：融汇百家，经、史、小学并举；兼采汉宋，考据、义理兼具；通经致用，内圣、外王相合三方 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