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改善了收入不平等状况吗？——基于创业的收入与就业效应研究

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所推动的金融普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从家庭（个体）与地区层面出发,探讨数字金融对家庭收入不平等与群体收入不平等（Theil指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家庭开展创业活动,通过创业的收入效应显著改善家庭收入不平等;数字金融有助于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通过创业的就业效应显著改善群体收入不平等。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更有助于农村家庭开展创业活动,实现了创收机会均等化,尤其是更有助于高人力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通过创业实现家庭收入不平等改善。以创业的收入改善效应与就业带动效应为切入点,研究数字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助于推动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农户土地流转有助于农户群体“提低扩中”吗?

提高中低收入农户群体的收入水平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任务。利用CFPS 2018数据,使用基于RIF的ITE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土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能显著增收,但转入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增收不明显;(2)东部和西部地区转出土地的中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显著;(3)土地流转(尤其是转出)有助于缩小农户间收入差距、优化农户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构。实证结果稳健地说明农户土地流转对实现农户群体“提低扩中”目标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在西部和东中部欠发达农村地区,鼓励和支持中低收入农户流转土地,以增加其兼业和非农收入等政策建议。     

公共教育投入如何促进包容性增长

基于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深入探讨公共教育投入影响居民收入以及收入不平等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投入的增加能够使低收入群体从人力资本投资中获益更多,进而从总体上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各级各类公共教育投入都能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但是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不同,其中：基础教育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社会公平,改善社会分配,特别是加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不仅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助于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高等教育投资则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推进创新发展的方式,更有效地提高个体收入,促进经济增长。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生计资本是农户维持生计的基础和实现全面发展的保障。该文基于2015—2017年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农户调查数据,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生计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的总收入水平,其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增收作用更为显著;(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与心理资本拉大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差距,而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缩小农户间的收入差距;(3)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是提升农户农业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更有助于增加农户非农收入;(4)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是造成农户收入差距的主要微观基础,相比之下心理资本虽然不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其对收入水平差异的影响呈现逐年增强趋势。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

土地是农村家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土地流转是农村家庭在城镇化进程中生计转型的重要标识,直接影响其收入。基于产权调整逻辑与家庭发展理论,利用课题组2018年全国农村调查数据,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土地流转的制度设计对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土地转出显著缩小了农村家庭收入差距。同时,土地流转对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受到家庭发展特征的影响。家庭发展目标、代际联系与家庭生命周期从不同的路径影响了土地流转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需要结合自上而下的产权路径与自下而上的家庭发展路径进行综合考量。     

非农活动是否扩大了农户内部收入差距?——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的验证

利用2018年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户非农活动参与模型和收入方程，基于赫克曼二阶段修正法，考察了家庭成员非农活动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数量、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农户耕地面积、农户户主年龄等因素通过影响农户参与非农活动进而对农户家庭总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模拟参与非农活动的农户假设不参与非农活动的农业活动总收入，进而计算模拟这种情况下的基尼系数，发现消除农户非农活动的影响后，农户家庭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研究认为，尽管农户非农活动日益普遍，然而非农活动对农户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将显著扩大；基于当前农村现实，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仍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吗？

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缓解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2009-202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使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RIF）回归与分解的方法，实证检验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有利于提高中低收入农户收入，且对低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大，进而缩小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缓解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影响较大，对东北地区影响较小；进一步分解结果表明，系数效应是农机社会化服务降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主因，系数效应解释了收入差距的124.24%；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机社会化服务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因此，应积极推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完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农机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充分发挥农机社会化服务缓解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     

山西农户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山西农村住户调查资料,对山西农户收入差距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必须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低收入农户的增收、农村教育投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努力,以逐步缩小山西农户收入差距。     

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来自于CHNS的数据

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8次农村家户数据,运用收入不平等的要素分解方法,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及收入差距的现状、变化以及影响因素等。实证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收入不平等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且有不断升高的趋势。就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而言,农业收入因子是不平等促减的,家庭经营、工资以及再分配等收入因子是不平等促增的,并且工资收入因子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除1991年以外,其贡献都超过40%。至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则主要归因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结构性效应。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和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探讨农地流转以及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对比农地流转前后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可知,整体上农地流转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②考虑不同农地流转行为,农地转出拉大了农户收入差距,相反农地转入缩小了农户收入差距;③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我国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农地转入行为和西部地区的农地转出行为将缩小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农地转出的收入效应比农地转入的收入效应更为显著,另外通过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发现,忽略内生性问题将导致系数被低估.基于此,面对"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在"三权分置"制度安排下,建议全面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发挥好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注重提升低收入群体的非农就业竞争力,以缩小我国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支出弹性、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

探究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问题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CHIP 2013年和CHIP 2018年数据,结合近乎理想需求系统(AIDS)模型等实证考察了我国居民消费升级与消费不平等状况。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等收入及以下群体的消费处于升级状态;消费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且主要源于高弹性商品消费不平等的下降。G·Fields分解结果表明,持久性收入差距是影响消费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且对高弹性商品支出不平等和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更大,暂时性收入差距对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度也相对较高;城乡差距、教育差距和家庭规模差异对于消费不平等同样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度。因此,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教育差距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对降低消费不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资社会资本与西部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分析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在反贫困治理中被各界人士寄予厚望。但它到底会扩大还是缩小收入不平等,仍无共识。运用分位数回归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对我国西部农村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截然相反。前者对于特困家庭的作用更小,是扩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因素。而社区社会资本特别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它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农村的不平等程度。因此,培育农民自发组织、发展正规专业的社团组织等社会性力量,对缓解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等有重大现实意义。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差距

根据农村产业融合典型样态的考察和入户调查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产业融合、人力资本对柑橘种植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融合组的户均总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明显高于非融合组,且样本农户收入既存在组内不同收入来源之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存在融合分组之间的农户收入差距;农村产业融合变量对各分位点农户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且随着分位数提高缩小了处于低端和上端农户的收入差距;农业技能培训变量在10%和25%分位上对农户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系数差均为负,表明参加农业技能培训会显著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家庭经济人口规模的影响力不仅普遍,而且都很显著,这也证实了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对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性。     

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以乡村振兴为背景

识别电子商务技术对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对于在农村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以2018年中国农村电商发展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发现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的家庭人均收入比未参与电子商务的农村居民高83.6%。使用分位数回归和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电子商务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电子商务对低收入家庭的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中高收入家庭。政府应通过积极在农村地区推广电子商务、为农村居民电商创业提供政策支持、提高农村电子商务红利等措施,不断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效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质量。     

基于房价收入比计算的农村人口分化研究

运用文献法和归纳法,梳理国内学者研究城镇房价收入比和城镇居民基于住房的分层后,可发现国内学者从农村房价收入比和从住房角度研究农民分化很少。计算农村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5个收入组的房价收入比,估算5个组别家庭现实中自建房需要的大略时间,然后将农村高收入组别家庭收入与城镇的中等收入组别家庭收入做比较,可判断高收入组别家庭在城镇购房的可行性。基于农村适婚年龄和低收入户的建房时间比较可判别农村低收入家庭实现自建房的可行性。基于上述判别,将农民分成主要家庭成员在城镇购房居住阶层、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放弃在农村建新房居住阶层3个群体。得出结论:农村人口分化的根本原因是收入的分化;3个阶层的选择体现出农村中以"小"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优质资源单向由农村流向城镇,造成恶性循环,不利于农村和全国整体经济的长久发展;放弃建房人口在住房分化中向上通道基本闭塞。     

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

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以及构筑农户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2009—2017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采用混合面板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农户人力资本积累、非农就业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培训、健康和迁移等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变量对家庭增收具有促进作用;非农就业有助于农户收入增长,且对中低收入组的增收效应更大,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验证了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家庭收入增长中的中介作用。该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增收效应在第二、三产业更为显著,尤其是交通运输、邮政、居民服务等行业。这为进一步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借鉴。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

刺激农村家庭消费和缩小消费分布差距,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村家庭消费不平等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并探讨了导致农村地区消费差异扩大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这一时期,农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不平等都经历了一个较快的上升期,但农村家庭间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和增幅要低于收入不平等.分析导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原因后发现,除食品支出外,其他各类分项消费的增加都会扩大总消费分布的差距.回归分解的结果表明,收入和财产是影响农村地区消费分布差距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要正视消费差距扩大的现实,同时制定有效的政策改变农村居民消费分布不平等的现状,如推进以增加农民财产为导向的改革和完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