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声誉模型的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

在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子承父业”模式一直都是主流,随着近年来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学术界也对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非家族化管理模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它们都忽视了企业成长阶段的推进、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等因素所引起的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培养对象逐步由家族企业主的子女向与其或其家庭有着业缘、地缘等关系的泛家族化延伸的现象。家族企业的后继者不再仅限于企业主的“子”,而是由与家族企业有血缘关系的继承者和家族企业的非血缘关系继承者共同组成后继者群体,而无论家族企业的泛家族成员进入后继者群体之前还是之后,其在企业中的行为都受到其声誉的影响。     

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如何对职业经理人进行有效激励是家族企业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职业经理人薪酬与公司绩效成倒“U”型关系,工资太低会削弱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积极性,而偏高的薪酬水平可能存在边际递减效应,也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职业经理人薪酬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与非制造业相比,制造业家族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薪酬与企业绩效关系更加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薪酬与企业业绩关系更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CEO来源与审计费用——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所谓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指控股股东将自身所持有的股份作为质押标的物，抵押给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后获得信贷资金的一种债务融资方式。这种融资方式在便利性、快捷性方面比其他融资方式更具优势，能够快速地帮助控股股东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但也使得企业面临着控制权转移风险。正因如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股权质押行为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但鲜有学者深入家族企业层面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文章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分析了CEO不同来源产生的调节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了研究设计，并构建了相关的研究模型，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机制分析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相关机制及假设。研究发现，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同时，与家族CEO相比，非家族CEO会明显地削弱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会导致公司治理风险与盈余操纵风险显著增加，从而提高了家族企业的审计费用。最后，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度量审计费用，并缩小家族企业样本范围后，我们的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不变。以上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能够被审计师识别，因而审计师会通过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来予以补偿；同时，非家族CEO能够制约家族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行为，将有助于审计师更好地识别家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审计师可以根据家族企业CEO的不同来源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文章不仅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拓展至家族企业层面进行了研究，也丰富和补充了审计收费的相关文献，因而对于审计师实施差异化的收费策略具有一定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家族涉入、继任CEO来源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与合法性视角为出发点,选择2008—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家族涉入及继任CEO来源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家族的所有权涉入及管理权涉入均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一代创始人CEO,家族二代继任CEO与职业经理人继任CEO均会提升家族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此研究丰富了家族企业研究方面的文献,拓展了家族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前沿问题的研究视野,同时为我国后一代时期的家族企业如何提升财务报告质量提供了参考。     

家族企业成长阶段及信任资源的演变分析

本文以家族企业成长与信任资源的辩证关系作为研究起点,将家族企业成长分为四个阶段,即家族成员组成的创业阶段,家族成员与泛家族成员共同管理的阶段,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掌控部分管理权的阶段,家族企业由职业经理人主导管理的阶段,探讨了各个成长阶段的信任资源演变,从家族信任、泛家族信任到制度化信任,最终得出制度化信任是促进家族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并且在建立家族企业的信任机制方面,提出了相关应对措施。     

非创始人CEO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基于创业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信息质量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通常由创始人兼任企业CEO，但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由于创始人的个人能力和经验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创始人会放弃兼任企业的CEO转而寻找外部职业经理人，由此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创始人、外部监管部门和投资者逐渐产生对企业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质量的需求。文章以2009—2016年我国A股创业板市场的336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盈余持续性、盈余反应系数以及盈余管理程度测度盈余信息质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非创始人CEO和公司盈余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创始人放弃兼任CEO显著提高了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相对于企业内部非创始人股东担任CEO而言，来源于经理人市场的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作用更强；当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信息压力较大时，非创始人担任CEO对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被削弱。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是企业提高盈余信息质量的动机之一，同时这种动机也会受到外部信息环境的影响。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家族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运用强契约治理;家族持股比例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强关系治理。家族企业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之后,为了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应该采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双强”治理模式,避免采用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双弱”治理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家族企业VS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在家族企业中工作困难重重是一种普遍现象,学术界认为家族企业的任人唯亲、排挤外人的家族主义作风造成了这一困境,但事实上家族主义并不是职业经理人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那家族企业如何信任并使用经理人,经理人如何在既宽松又有压力的环境下发挥作用?本文分析了家族企业中出现职业经理人困境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对应的一些改善措施。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

选择和培养好家族企业后继者,是家族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本文分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层次和意义,从家族成员、非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三方面分析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授予对象,并做出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方式与企业绩效、选拔维度、企业发展阶段三个方面的关联分析。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的修正研究

通过波特和劳勒的外在和内在奖酬激励理论对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修正,旨在进一步合理化,完善家族企业与经理人之间的契约合同,为家族企业找到解决家族困境问题的办法提供新的思路。不仅将外在报酬激励因素带入模型,而且尝试将波特和劳勒激励理论中的内在报酬激励因素纳入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模型中加以研究,通过对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和修正,得出强化内在奖酬激励因素能有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公司累计投票制的性质、价值及其实现——基于对《公司法》第106条的分析

累积投票制作为一种投票机制,其在立法上的确立有助于提高中小股东选出代表其利益的董事或监事的可能性,从而有效制衡控股股东的滥权行为.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必然选出代表中小股东利益之董事和监事.而要实现该制度的价值和可能性的提高,有待于完善股东参与机制,引导股权适度分散,吸引股东积极参与选举管理者的投票,从而提高中小股东选出代表自己利益的管理者的可能性,实现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制衡.     

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问题探析

公司大股东通过操纵利润分配、利用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以及关联交易侵害中小股东权益,还利用其拥有的合法权力操纵股东会,侵犯中小股东的知情权等,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小股东的表决权处于劣势地位,其呼声和要求常常被忽略,国家对公司行为及大股东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提出应加强中小股东知情权的保护,设立累积投票制,遏制控股股东行为,中小股东应积极行使股东诉权等措施,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家庭农场治理的法人化进路与现实选择

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市场主体并未上升至法律概念。其法人化治理模式是当下农地产权明晰、土地流转频率加快背景下发展集约化、现代化家庭农场的适宜选择。家庭农场资产构成种类较为单一,以家庭承包土地或通过入股、转包等方式受让的流转土地为主;农户家庭成员和家庭农场成员是2个独立的概念,家庭成员成为家庭农场成员除了应当具备当地规定的户籍等特定条件外,还应遵循自愿原则;家庭农场以家庭经营为主,但不排斥外来投资。在构筑法人化治理模式时,尤其是在表决权上,宜将家庭农场中家庭成员与非家庭成员的股东权利区别对待;在机构设置上,非家庭成员股东不宜以董事身份参与农场日常经营,但可作为家庭农场监事或由董事会聘为高级管理人员。     

中小股东网上投票的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小股东网上投票的现状分析,总结了网上投票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宣传力度、建立网络投票中介代理人机制、延长网络投票的期限、分类表决应引入投票率等对策。     

中小家族企业外部人差序结构

中小家族企业普遍实行家族化管理模式,企业主区别对待家族成员和非家族成员,促使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差序结构,严重影响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关联企业从属公司少数股东与债权人保护

关 联企 业 ,在 西方 出现 的 顺序 概念 是 :控 股 公司 ;从 属 公司 ;公 司体 系 ;关 联公 司 ;关 联企 业 (康 采 恩)。 我 国台 湾 地区 称之为 :关 系企 业 ;亦称 :集 团企 业 或企 业 集团 。我 国 从涉 外税 法始 首 称“关联 企 业”。关联 企 业指 若 干法 律上 独立 的 企业 以 合同 或其他 方 式进 行的 资产 联 合,母公 司与 子 公司 进行 集 中管 理或 统 一领 导,目的 是形 成 规模 经 济、实现 技术 更新 、拓 展 市场 份额 。其间关 联 企业 对小 股东 和 债权 人 利益 侵犯 之 情形 时有 发 生,然 则国 内 之相 关法 律 规定 寥寥 ,为 防范 资 本风 险引 发 社会 风险 ,应 深入探 究 关联 企业 从属 公 司少 数 股东 与债 权 人保 护方 面 的立 法完 善 问题 。     

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分配研究

企业现金股利是公司金融中较具争议的问题,一直是财务学者研究的重点话题。文章针对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多个大股东的现实以及公司派发现金股利低且不连续的实际,在系统分析企业生长周期、企业所处行业、投资者需求以及控股股东对企业现金股利分配决策影响的基础上,将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通过影响公司的第一类代理问题和第二类代理问题而影响公司现金股利的派发。基于公司是否存在多个大股东以及多个大股东之间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视角,文章以我国2008—2017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0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更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误差,以及现金股利与多个大股东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通过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度量方法,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及DID等方法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仍然成立。进一步考虑公司所处法律环境、公司的控股现实以及公司的所有制性质和高管持股水平等异质性因素,结果发现,当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为市场化进程快或法律环境好时,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多个大股东会促进现金股利的发放;在相对控股企业、股权分散企业、民营控股企业以及高管持股水平高的企业中,多个大股东与现金股利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能促进企业分配现金股利。文章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现金股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丰富了股东影响企业决策机制的研究,并且为企业如何从股权结构角度改善企业与投资者关系提供了启发。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法律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载体,应向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上缴利润,这是国家作为股东行使收益权利或者作为所有者行使所有权之收益权能的体现。从法理上分析,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是其社会公共利益使命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体现股东、利益相关者与社会整体三方一致的利益诉求;同时,占据着政策、资源优势,在市场多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应在义务负担上做出表率。基于此,我国应从制度建设、主体明晰、社会监督等方面入手,推动国企利润上缴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     

投资者不参与投票： 信息不对称还是利益不相关

投资者针对股东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表决投票,是股东权利保护的重要机制,也是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方式。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可证实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利益相关性不会影响市场关注度较低的议案。进一步地,按照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区分“好议案”与“坏议案”,“坏议案”弃权率仅受市场关注度影响,而利益相关性与“好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表明投资者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会选择“用脚投票”方式卖出股份,以降低预期损失,而积极参与“好议案”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