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与南宋书院的兴起

南宋理学家掀起的书院运动,使理学与书院同时兴盛,出现一体化的深度融合。理学家有两大目标,一是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二是建立官方书院,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的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是理学家追求的理想。     

南宋官学与书院的办学思想

南宋的官学与书院都是为封建政府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两种并存的教育组织形式,其办学思想各有所重。官学的学科齐全,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各方面人才;书院则注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和书院之间互相影响。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理学家们讲学的书院也成为官学的一种。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传播方式分析

《白鹿洞书院揭示》问世以来，在东亚社会的教育与理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域外流传与影响，对于此作在本土的传播情况尚付阙如。《白鹿洞书院揭示》的传播主体为官学和私学，传播方式主要有讲学、刻石、刊刻等。透过《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流传，可见理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对于认识理学如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层面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案例。     

理学与宋明时期的严州书院

在历史上,严州是一个理学十分发达的地区,该地区理学的传播主要依托于书院来进行。在浓厚的理学思想氛围的作用下,严州的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结合,主要体现在:理学家在书院的兴建与维系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书院讲习的内容和学规的制定包含着理学色彩,书院推动当时及后世理学的发展。     

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探析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结合除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之外,还与理学自身的价值追求、理论特点及书院的性质、组织方式、特点有关。首先,理学强调个人的生命体认与内在证悟,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道德自觉性的特点,与书院重视个人自主性的教育方式颇为契合;其次,理学所要传播的主要是一种道德追求、价值取向,需要特别的传播情境。而书院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师生群居共学、相与讲习的组织方式,在传播情境营造方面具有特色与优势。     

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扬州明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与全国明代书院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明初,朝廷提倡科举,比较重视官学的发展,因而,一般人士对创建书院也不太热心。自洪武以后100多年之中,书院沉寂,即使宋代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毫无声息。到了明中期,科举渐趋腐败,官学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的颓废,促使当时一些理学家起而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以救治时弊。王守仁、湛若水就是当时对创建书院最热心的两位理学大师,他们积极讲学于书院,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直至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渐渐兴起。白鹿洞书院也到成化元年才得以复兴讲学。扬州的资政书院就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我国东西部大合作的新理念新举措

文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东西合作的模式和对策。作者认为,东西合作可采取“工业因式”模式、宁夏华西村模式、“桥梁”模式、前店后厂模式、流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东西部在发展资源互补性同时,要推进水平型合作,加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合作。此外,应加强西部人才开发,生态治理,克服东西合作的制约性因素。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