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六经“”与史学关系的认识

在对"六经"的认识中,司马迁具体阐述了"六经源于史"的观点.他对"六经"性质的认识接近儒家弟子的观念,而不同于道家的说法.但"六经"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史书,他明确提出<史记>与<春秋>的区别,<春秋>是借"史"而"言道"的经书,<史记>是载道之"史",从而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了"经史有别"的观念.     

"五经皆文":《文心雕龙》潜在的逻辑前提--刘勰的"宗经观"新探

"五经皆文"是刘勰在<宗经>篇里集中提出并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思想.它不仅是刘勰为"文"之"宗经"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而且在总论、文体论、创作论等部分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具体含义.本文对此作了具体清理,并进一步探讨这一命题据以产生的理论背景与思想渊源.     

《史记》"十表"是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的直接表征

司马迁欲创<春秋>第二,他以"十表"为"微言大义"的直接表征,再通过<史记>的其他形式择其重点对"微言"进行注释,达到深化"大义"的目的.     

《说文解字》校勘初探(—

依据黄侃先生手批<说文>所作笺识并参考说文研究诸多种论著,对现版<说文解字>之笺籀古文作出校勘.发现错漏遗脱连数十处,今一一列举.对未作定论者亦明确指出.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

<保卫盐海>主要描写姜国与岭国为争夺盐海而发生的战争,是<格萨尔王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姜"为Vjāng的译音,"姜国"即Vjāng-yui.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新旧<唐书>、<云南志>的记载,吐蕃与南诏间的战争应是<保卫盐海>依托的历史背景,姜国萨丹王应是南诏王的艺术形象,明代木氏土司不可能是史诗中描写的萨丹王.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     

经史之辨：王闿运《春秋》三传观

王闿运是清末著名经学家,以推尊<春秋>公羊学而闻名于世.他在<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的"经史之辩"基础之上,对<春秋>三传进行褒貶尊黜,认为<公羊>、<榖梁>相发而并存,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春秋>三传现.     

《左氏会笺》“求同存异”方法义例——以隐公元年为主

以<左传>隐公元年记载为例,通过对杜预注,杨伯峻注以及清儒的注解对比分析,探讨竹添光鸿<左氏会笺>的古籍注疏方法-"求同存异"之特点.     

《毛诗诂训传》中的语法分析方法

从现代语法学角度出发,归纳概括了<毛诗诂训传>这部训诂学著作中的六种语法分析方法,指出将<诗经>原文同<毛传>传文相比较,可以看出部分语法现象从先秦到西汉的历时变化和发展趋势.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好古敏求 以为今用——读陈炜湛先生的三本论集

《甲骨文论集》、《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和《古文字趣谈》分别是古文字学家、甲骨学家陈炜湛先生学术论文和随笔的结集。三书近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实为学界佳音。三书贯之以"古为今用"的精神,在治学方法及特色上各有承继发挥,内容上互为表里。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

编码是解决甲骨文与计算机"对接"之间矛盾的惟一可行的方法.但目前汉字的编码方式、传统的以部首为主的汉字结构模式和甲骨文"象形"的思维定势难以适应甲骨文编码特点,为此笔者提出甲骨文编码"线性结构"的观点.以甲骨文最小的构形单位"线"以及线与线之间的关系解析甲骨文结构,归纳出独立性、相触性、交叉性和对称性四个甲骨文线性结构特征,作为提取码元之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甲骨文编码方案,码元和键符使用很少,但却能全面涵盖甲骨文字,检索应用起来简单方便.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礼经世述考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通过注解《春秋繁露》本义 ,企图扶正过去被维新变法扭曲的《公羊》学说。他质疑康有为认定的《春秋》口说的可信性 ,申明《春秋》非改制之书 ,认为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说并非如康有为所言“绝无迥异”并辩别出了二者之异。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阐明《春秋》济世之用 ,又审定当时的政治环境 ,分辨华夷关系 ,驳斥西方平等观念 ,这反映出苏舆的《公羊》学说与湖湘学派有着深厚的渊源 ,加上他以礼印证《春秋》经世大义 ,凸显出他治经的个人特色。     

唐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

文人传奇的余势期 ,戏剧创作不仅在题材内容上萎缩 ,而且艺术形式也日趋雷同 ,诸多形式上的因袭使戏曲陷入困境 ,失去了活泼的生命。唐英于此期间创作和改编的包括 1 7个剧目的《古柏堂传奇》 ,自觉吸收了花部地方戏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 ,借鉴文人传奇创作中优秀的关目安排 ,形式多样 ,雅俗共赏 ,极具表演性。本文从唐英剧作在结构上打破传统、角色安排上重视净丑、语言上追求通俗等方面分析了唐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 ,认为唐英的创作实践在当时为昆曲复苏作出了贡献 ,也对今天探索古代戏曲的复兴与发展之路有借鉴意义。     

《边城》的传奇叙事——兼论沈从文小说叙事的“中国经验”

传奇是中国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模式与传统之一,也是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生成、发展的最重要的"中国经验"之一,本文即试图据此阐明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说《边城》是一个传奇;二是《边城》作为传奇叙事的基本模式是什么;三是《边城》传奇叙事的生成背景与动因,以及其中传奇叙事传统作为"中国经验"对现代小说叙事以及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     

致良知与致中和——王阳明中和论思想发微

王阳明对《中庸》诸范畴多有新解,特别是在对"中"与"和"的阐释上,王阳明提出了"中和一体"、"和上用功"、"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以及"致是良知而行,则所谓天下之达道也"等重要思想。王阳明晚年思想归结于致良知,他用良知来诠释中和。王阳明的这一良知中和观,在宋明理学中和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王绩诗文的独特意蕴

“孤寂”是王绩生存状态最显著的特征。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王绩“孤寂”的成因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第一,在隋唐易代之时,王绩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与时代风尚、家族观念相背离,这是造成其孤寂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虽然王绩选择了回归田园,但是无法真正将全部身心融入其中,加上好友的去世、知音的难觅,同样加重了其“孤寂”的心境,而这些无不体现在其诗文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