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人身权利保护的法律思考

“农民”这一名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从这一解释中,看不出有任何的褒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也并没有把农民作为一个有别于其他公民的群体予以划分。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存在着二元结构,社会成员不是依公民的身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而是依市民与农民两种不同的身份有差别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就导致了农民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漠视。高度关注农民这一权利主体,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农民平等权——“二等公民”和“受损者”的平等主张

农民平等权是"二等公民"、"受损者"的平等主张,即作为中国社会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农民享有或应当享有与其他成员同等的权利、公平的利益以及受到平等对待。就其性质而言,农民平等权是一种基本人权,同时具有三代人权的属性,既是一项消极权利也是一项积极权利,并且是建立在形式平等之上的实质平等要求。因此,保障和实现农民平等权对农民问题的解决具有终极意义。     

中国农民权利平等保护的新进路

当前农民问题主要袁现为农民贫困，而农民贫困根源于权利贫困。要使农民权利真正得到平等保护，必须跳出“身份”陷阱，凸显“权利”话语，因为公民身份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着“歧视”、“不平等”意蕴，而公民权利则更多彰显自然法的理性与平等精神。强调从公民身份到公民权利的路径转化，是对从“不平等”到“平等”进路的关注。基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农民权利平等保护需要从形式迈向实质，应废止城乡“二元”法律制度，完善农民权利体系，对农民实行合理差别补偿，拓宽农民权利救济渠道，并确保救济的有效性。     

人格作为法律主体的伦理与技术——基于历史进路的考察

罗马法通过“人格”技术将法律主体资格赋予不同身份的人,反映了等级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法律地位;《法国民法典》以理性和自然权利为基础,将法律主体资格直接赋予所有的(法国)人;《德国民法典》以康德的伦理人格主义为基础,以伦理上的人所具有的尊严和价值为依据,规定所有的人自出生之日起享有权利能力,并赋予法人以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主体资格.以权利能力表彰的人格制度并不意味着主体资格由国家立法赋予,自然人的权利能力来自于自然人格先验的伦理基础,不能被随意处分.     

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的权利贫困及其救济策略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与城市公民相比,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上相对贫困,而且在权利享有上相对贫困。农民权利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造成国家权力对农民权利忽视和对农民权利保障的法律救济不力的社会制度根源,而且是造成农民的权利意识薄弱和农民维权组织失声的重要因素。消除农民权利贫困,使农民权利脱贫,既是农民脱贫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推进中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律程序设计的缺陷及其完善——兼析反垄断法中的举报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设立了举报制度,但法律对举报人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关系未作明确区分,这导致举报人是否享有及其如何享有《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权利难以确定,举报制度难以替代反垄断立案制度。《反垄断法》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有充分的行政执法权,却未赋予其他主体相应的权利,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反垄断法》的调查程序和司法程序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是受到国家本位主义、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所致。我们应借鉴国外反垄断调查和司法程序方面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反垄断调查和司法程序。     

农民平等选举权的国家义务

平等选举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宪法权利，也是自然人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农民是我国的公民，其也应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从尊重、保护、实现等国家义务角度出发，探讨国家在实现农民平等选举权中所应承担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国家履行该义务的保障机制。     

农民贫困的制度分析

文章认为造成农民贫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合理的制度是重要原因之一,农民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因此研究农民的贫困现象,必须要研究不合理制度对农民利益的剥夺。文章分析了针对农民的不合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赋予农民与市民平等的权利。     

论农民政治平等权及其保护

农民政治平等权是指农民作为公民在政治生活方面所享有的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其实质是农民立基于公民身份而享有的在政治方面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现实中,农民的政治平等权是极不充分的。应当立基于宪法角度采取措施保护农民的政治平等权,真正把农民当作公民来看待,尊重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农民到公民这一"从身份到契约"的根本转变。     

论选举权利平等

选举权利,是指公民在国家代议机关组成人员和其他公职人员选举中选举他人和被他人选举的权利,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两部分构成,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平等,是指公民在选举中依照合理法律的规定受到平等的对待,也就是在合理法律面前,条件相同的公民享有相同的选举权利,它包括资格平等和价值平等两方面的内容。选举权利平等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层次的平等;是一种存在着合理差别的相对平等;是一种群体平等和个体平等相结合的平等;是一种机会平等。选举权利平等,是政治平等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选举的民主性和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保障选举权利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严格执行法律、完善的救济和裁判机制、平等的经费保障机制。     

省级农民频道的创建与农民知情权的实现

我国目前的涉农频道,多是将传播重点放在向农民群体传授科技知识上,农民只是单纯的被传授客体,没有将农民视为有平等权利的传播主体,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频道,而真正的农民频道应在传授知识、争取农民话语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农民频道应在频道宗旨、频道性质、频道内容及形式方面都有准确定位,唯此才能真正保证农民知情权的实现。     

“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模式与机制

小农户生产扶贫是产业扶贫的重要补充,对贫困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禀赋要求低,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抵御疫情等自然或社会风险、稳定脱贫成效有重要意义。只有建立将小农生产消费关系嵌入社会关系的巢状市场,小农户生产扶贫才能持续。在小农户生产扶贫实践中,存在着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现实困境。通过在线下对接贫困村庄与城市社区,在线上利用小农电商专用平台对接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建构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且安全可靠的巢状市场。推行“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新模式,可以保障贫困小农户与城市消费者无障碍直接对接、有效有限筛选认同小农价值的城市消费者和扩大贫困地区小农生产规模提升流通便利性,从根本上解决小农户生产扶贫无法建立巢状市场的难题。为此,需要政府采取措施,搭建“区块链+”小农户生产扶贫的综合平台、优化运营环境和完善基础设施。     

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

“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的能力贫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或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从培育农民的可行能力入手,提高农民把握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     

增加农民收入对策思考

随着农业发展的变化 ,农村多余劳动力到哪里去 ,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已成为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本文遵循城乡一体化思想 ,从短期和长远的观点出发 ,对此提出了应当综合采取的重点措施是 :提高大中小城市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 ;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 ;发展乡镇企业以增加农民分享产后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 ;加速培育农民经济组织以提高农村的组织化程度 ;加大科技成果推广的速度和规模 ;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就业增收的素质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增强基层干部带领农民致富的意识和能力。     

苏南地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保障的意愿研究——基于无锡市惠山区的农户调查

利用2009年对无锡市惠山区257位农民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换保障"政策持支持态度,愿意用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影响农民参与置换意愿的因素包括农民对于土地的认知、农民非农就业情况以及农民对于城镇社会保障的认知3类因素。指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政策具有实施的可行性,可通过创新土地补偿方式、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降低农民参与城镇社会保障门槛3个方面促进农民参加置换。     

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通过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分析表明,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个农户形成合作组织.有生产经验的农户,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也是阻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与一般的预期结果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有关,农民合作组织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乏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户对参加合作组织的行为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以及在商品性集约经营上进行了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组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他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组织的先锋者.此外,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自足农户、通过农贸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户,以及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更趋向于接受合作组织.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组织替代供销社的功能.最后,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投票权分配、成员组成以及入社和退社的限制等组织结构的认知,对于他们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合理设计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对于吸引更多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至关重要.     

城市化进程趋向与土地的征用补偿制度

城市化进程不但使部分农民与其赖以存在的土地相分离，而且伴随着巨额的土地收益流失。农民失去土地后，面临着收入、就业、养老等诸多方面的困境，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资源配置过程掺杂了较多的政府行为，失地农民的收益因此未能得到充分补偿。日关加澳等国家土地征用过程中真正地做到了保护农民利益，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减少征地行为的随意性、清晰土地产权、培育土地市场、改善补偿标准、丰富补偿种类等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失地农民权益的策略选择。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农地权问题

过去在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农地转用过程由政府主导、公司开发,农民虽然可以得到补偿,但从长远看,农民难以从土地增值中长期获益,因而会出现GDP增长与农民利益脱节的问题,最终导致少数资本同盟利益与广大农民利益的“拔河”。根据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属农村集体所有,政府征用农村土地应主要从事公益事业开发。政府转让给开发公司的是土地一定时期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转让前后差价很大,农民不能分享其中任何利益,这是导致利益“拔河”的关键。解决办法之一,是用法律确立和保障农民对土地租金的收益权。     

以农民增收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于发展经济,富裕农民。我们务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江西实际出发,积极推进农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用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发展,深挖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创造农民转移就业的良好制度环境,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速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通过减少农民,促进农民增收;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力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加快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