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济义玄思想的道家渊源

从本体、透显本体的方法以及现实生存三个方面,对临济思想与中国道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研究。临济禅作为中国佛教的一种形式,秉承了印度佛教的宗教本质,但其思想受到中国道家的深刻影响,从而开出了禅学实践的现实维度。道家因而成为临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僧肇“有无观”、“体用论”之探讨──兼谈佛教中国化问题

既深蕴般若之本旨，又深含中华文化之精义的僧肇佛教思想是具体通过他的有无观和体用论体现出来的。僧肇在前人的基础上，肩负起恢复和发展佛教基本思想的双重任务。第一项任务的完成，是建立在批判道家思想以及依附道家思想的格义佛教的基础上的、并通过非有非无的“不真空”论，展现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殊异性。这是从反面给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提供了经验。第二项任务的开展，是建立在吸取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并通过“即体即用”论，揭示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性。这是从正面给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提供了经验。总之，两种文化的融合，是指既能保持各自文化的特质，又能彼此互补，并且能在新的体系结构中建立起内在联系的贯通。     

刘宋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由佛教传播引起的形神之辩至刘宋时期向纵深发展。以慧琳、何承天为代表,神灭派析取先秦道家"道"本原论、气一元论思想,但虽然认为神也是气,而以形神为二,不能有效反驳形粗神妙观点。以宗炳、郑鲜之为代表,神不灭派以佛教神不灭论为基础,重点借用、改造先秦道家思想,发挥老庄等重神轻形思想来说明形神为异、形粗神妙。同时,神不灭派以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本原论为范本,努力提高神的地位,使之逐步抽象化。双方的辩论提高了佛教本体论水平,也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与中国文化浅析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在传入中国本土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比较完备的先哲们的思想。它们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的精神诉求,以及先哲们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阐述。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是如何在一个泱泱大国,思想趋于饱和的状态下,能够注入一种新鲜元素,在华夏大地扎根的,并且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而这个古老的宗教缘何会枝繁叶茂,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分析探讨佛教教义、反佛斗争、佛教与中国文化和佛教遗产等得到答案。     

谢榛佛道心境的比较

谢榛受佛道二家思想影响较深。佛教心境表现为佛法在心不在形,贵心冥会合的顿悟;执念凡尘的复杂悲感;浅俗忧怨的禅境。道家心境表现为对中国社会历史与生活的体味;对人世苦痛的应对方法;疏慵懒拙的养生之道。相较于佛教思想的浅俗不彻底,自然养真的道家心境却更深地影响着他的思想、创作与诗学理论,形成诗风自然任真的一面,亦其力图在"真诗"层面圆融古体近体的思想源泉。     

佛教伦理道德的形成及中国化演变之路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 ,创立于公元前六—五世纪 ,先流传于古印度、恒河流域 ,其发展经历了六个部派阶段 ,形成了丰富的教义和浩繁的佛家经典。公元前后 ,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对东亚、南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伦理道德的形成及中国化演变之路 ,以证实佛教在与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道家的思想接触、交流、融合过程中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别是它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作用     

从牟子《理惑论》看佛教的中国化趋势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重要论著。在这部早期的佛教论著中,作者用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诠释了佛教教义,批判了其时社会中人对佛教的怀疑与责难;在形式上,则采用赋体主客问答形式与设喻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思想,凸现主题。这表明了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土人士利用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表达对外来宗教文化的一种理解,充分展示了佛教中国化的变化趋势。而这种变化趋势的出现有赖于作者具有沟通两种文化的能力,以及作者所居之地的苍梧郡给予他实现此种沟通的文化空间。     

从《坛经》看中国佛教的特点

佛教自两汉之际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就不断地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吸收中国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特色的佛教。中国化的佛教特点在禅宗中的表现最为突出,而禅宗的经典《坛经》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思想总结。《坛经》是出自禅宗六祖惠能之口,经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是佛教典籍中第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坛经》即心即佛、顿悟见性、入世化的思想价值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并体现出中国佛教重视心性、重视顿悟、重视现实的特点。     

试析道家思想的伦理智慧

文章首先对道家思想进行概括性综述,进而阐明道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并指出道家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一家,与儒家和佛教并足而立。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辅相成,共同铸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     

佛教教义的伦理化与世俗化

佛教原始教义讲究脱尘离俗、循世潜修,四真谛是其理论核心,这与中国传统思想相悖,作为外来宗教为在中国扎根,先依道家、玄学,后吸收儒学,也讲忠君孝悌,允许入世修行和在家修行,并使修行手段简单化,从而使佛教伦理化、世俗化,成为人间佛教.     

信仰·理性·克制·敬业·成功——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强调宗教伦理对个人的经济心态形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因此有了韦伯命题: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根据韦伯的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还提出了反命题:儒教不可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因为,儒教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文章从信仰、理性、克制、敬业与成功的内在逻辑的角度来解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品·文本·学术·思想

阐发是指说出作者不曾说但会说的。只有知道作者都说了什么,说的是什么,才能设想作者会说什么。无论怎样努力把经典阐释得有意思、有意义,都是严格受到文本限制的。解释的可能性蕴含在作品之中。深刻的作品无论有多么重要的当下现实意义,它都不自限于此。由于其深刻,它可以在不同的情境中具有意义、得到有意义的阐发。时空间隔、阅读者对作品的间距,产生出一种积极的作用,使作品从某种特定的阅读中解放出来,使作品之为独立的作品这一点彰显。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百年传统与南大校训

大学的灵魂是其独立的思想和传统。百年南大历经沧桑,但诚朴坚毅、自强不息的精神历久弥新,这在不同时期的校训中都有展现。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南京大学确定“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以激励南大人弘扬传统,奋发进取。     

涵义 指称 翻译

弗雷格区分涵义和指称以及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对翻译很有帮助。通过阐述弗雷格对涵义和指称的论点,着重讨论英汉语际转换时应注意英汉专名的翻译、不同(相同)比喻形象的相同涵义的翻译、指号对应而涵义不同的翻译等问题。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调查·思考·对策

新生教育是高校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环节 ,新年刚入校 ,面对新环境 ,学习生活有诸多的陌生和不适应 ,他们迫切需要知道如何顺利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 ,如何处理好学习与参加社会活动的关系 ,如何在提高知识素养的同时磨砺自己的才干等等 ,为此我们进行书面调查 ,以此为契机 ,展开我们的思索和对策 ,以寻找学生工作新的着力点。     

审美·治理·自由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扩大文学的"自由效果",而是要探讨使批评、自由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的那些历史的以及推论的条件。20世纪对康德提出的自由与文化的关系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第一种将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相联系;第二种将文化刻写为治理的一种机制,它通过自我调节手段运作并使之成为可能。这两种反应紧密相连:英国成人教育与文学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史表明前者是如何紧密地仿照作为自由表达空间的后者的。要理解这两种情况,就必须考虑构成审美的原初决定性特质的无用性是如何被重新界定的,以便它能够被用作治理的工具。在文化治理中,恰恰是通过与社会隔离开来,审美文化才作为一种能够从治理上作用于它的有益手段而被提出来。审美实践被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东西。正是以这种方式,审美、治理与自由在自由治理的诸种机制之内刻写了某种特有的张力。     

古代湖南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疫灾简论

古代湖南除水、旱两大自然灾害外,主要的灾种还有虫灾、风灾、雹灾、冰冻、地震和疫灾,都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Elderly Living Arrangements in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Finland, and Romania

Using unique 1990-round census microdata, thepaper describes the household arrangements ofelderly people in Bulgaria, the Czech Republic,Estonia, Finland and Romania. We overview suchtopics as institutionalization, ``headship'rates, ``relationship to reference person,'general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solitaryliving. Few elders in any country lived withrelatives other than children or spouses. However, elder living arrangements in Finlandexhibit a more ``Northern European' pattern,those in Bulgaria and Romania a ``SoutheasternEuropean' pattern and those in the CzechRepublic a somewhat intermediate pattern. Thesituation in Estonia seemed again distin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