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机构不健全,供给主体单一,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严重不足,这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虽然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农民的素质不高、农村公共组织发育不良等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由于政府缺位和政府职能不能正确履行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和不健全所造成的。因此,要解决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必须创新政府管理理念,明确政府职能,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构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切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阜阳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建议

近年来,阜阳市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以＂民生工程＂为抓手,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公共服务有了较大改善;但作为欠发达地区,与城市、发达地区农村相比仍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农村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农村公共服务主体单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待提高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机制原因,也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这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制度环境,构建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以农民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效率为目标、以多元供给为集合的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机制。     

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可以为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经济基础、智力支持和文化基础。但是目前中国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还存在很多缺陷,还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需要。应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责任边界,重构农村基层组织、提升农民合作能力,推进基层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臃裕＂人员,破除＂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建设四方面着手,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体制的改革、完善与创新,加快农村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论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农村两种教育”的融合

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农村学习型家庭都是为了民族兴旺、国家兴旺、人们幸福安康。农村成人教育学习型家庭教育同属于终身教育,是建设新农村的必要条件。＂农村两种教育＂的＂两张皮＂现象影响了二者的发展与结合。正确处理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农村两种教育＂的关系,使建设学习型社会与＂农村两种教育＂都迈上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目前,学界对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各领域的研究众多,成果丰富,而对于整体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落后的原因、政策建议及国外经验研究三个方面。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的整体研究还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与革新

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是农村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普遍共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有行政化供给、市场化供给和社会化供给三大类七种模式,各种模式的特色和应用领域各不相同。实践表明,政府本身的认识和能力已成为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成效的关键因素。由于各地农村的差异,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以下困境:服务目标上,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供给主体上,政府缺位、市场参与动力不足和社会组织不成熟;供给方式上,难以有效开展公私合作;供给机制上,难以协调公共性与逐利性。为摆脱困境,政府主导下公私合作是必然趋势,政府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规范自行行为、完善市场建设,处理好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与监管关系,注重引导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的可行性分析

"三农"问题是困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农村公共服务是"三农"的短板,严重影响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以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增加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重要机制.我国农村初步具备了公共服务社区化的条件,使公共服务社区化成为可能: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实践为公共服务社区化打下了基础;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实施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零距离需求的企盼以及农村面临的社会与经济、就业、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等外部压力为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动因、模式与展望——基于对广东实践的考察

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兴起涉及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压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宏观政策转变等多元动因,因而公私合作在实践中表现出不同的运作模式,有着各自特色。广东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有五种典型实践模式,即＂私资公助＂＂公助私营＂＂公私合资＂＂公建私营＂＂合资公营＂模式。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从大一统的制度分析出发,对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概括性的、全局性的理论阐述。文章基于广东实践的考察,对农村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多元动因、主要模式作经验分析。这对于促进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乡村社会管理基础变革

在古代,从农村汲取资源一直是乡村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进入近代,由于政权下沉加剧了这种趋势。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治理理念的革新,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输入,农村社区的开放性与农民流动性要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重塑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政府必须依据农村居民异质化、多样化需求及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多层次、针对不同类型人群、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体制。农村社会管理基础从资源汲取到以人为本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既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也逐渐凸显农民主体地位,是人与资源关系的重新定位。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村关系 ——以苏北个案调查为例

以苏北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苏北地区乡村关系的现状,指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效果不明显,村委会对乡镇政府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必须推进培育民间经济组织,增强农民及村干部的主体意识;加强乡镇之间、村庄之间的合作交流,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绩效评估及政绩考核等进行明确定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应该改变以往＂一包揽＂的管理方式,积极吸引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供给。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电商产业的低准入门槛、产业体系拓展、信息生产和共享机制分别与农村社区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机会相互结合，孕育出电商产业与村庄社区交织互动中的发展动力机制。但电商产业在农村社区的嵌入性发展，面临村庄产业环境滞后而导致的资源利益竞争与流失困境，以及生产主义扩张与村庄社会秩序的均衡难题。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应坚持乡村本位，通过市场主体合作、政策制度供给、基层组织建设来形成产业集聚、基层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以推动新兴经济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助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新趋向及路径选择——基于成都试验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启示

完善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是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条件。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呈现出供给主体多元化、需求主体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内容的全面与多层次化、供给方式的多主体互动化,以及决策监督的民主化等新趋向。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把握住了这一趋向性,对推进我国其他地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平的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之路——农村集体债务的来源及其化解

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农村的推进都有可能增加村集体债务。借助于有关地方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通过实地调研,文章提出在村集体增收困难,政府财政投入有限的制约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的提升可能会形成新的集体债务。对此,需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建立农村管理与服务的财政支持保障机制,防止无条件的达标与考核,以防止村集体化解旧债的同时再增新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综述

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纵览近八年来CNKI的研究文献,国内学术界从不同领域和视角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展开研究,提出了以政府为核心的政府主导机制、以私人组织为主体的市场化机制、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化机制以及政府、私人组织和社会组织横向合作的合作型机制四种供给方案,并进一步探讨了四种方案的功能、运作逻辑和面临的困境.目前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研究还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应加强对不同供给机制的适用条件研究,二是应注重探索农村区域差异与供给机制选择之间的关系.     

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