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蓐食”义辨

《史记·淮阴候列传》叙述韩信为布衣时有这样一段话: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汉书·韩彭英卢吴传》之文大体相同。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和唐颜师古《汉书注》并引张晏说以解“蓐食”:“未起而床蓐中食。”后代诸如王力的《古代汉语》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句吴族源族属初探

句吴,又名攻敔,工渔、攻(五五)、攻■、攻吴、邗、吴,《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曰:“句音勾,夷俗语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耳”。可见句吴是自称而不是他称。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释“垄上”

释“垄上”《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帐恨久之，曰这里的“垄上”何解？三家注皆无说。颜师古注《汉书》则云：“垄上，谓田中之高处。”近世的注家则多以“田埂”释之，曰：“停止耕作，到田埂上去休息。”按：田埂非休息之所，且本在耕...     

释“讯曰”

贾谊《吊屈原赋》第二段:“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裴婣《史记集解》引李奇曰:“讯,告也。”又引张晏曰:“讯,《离骚》下章乱辞也。”《汉书》颜师古注,全引《集解》说,《文选》李善注,只引张晏说。司马贞《史记索隐》全引《集解》说之后,又说:“讯,犹宣也,重宣其意。”     

《逸周书源流考辨》序

《逸周书》是一种很重要的古书,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已有著录,作《周书》七十一篇,言系“周史记”,列于《尚书》诸家之后。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许慎《说文》引用则称之为《逸周书》。凡此都可说明,当时学者认为此书与《尚书》有某种关系。虽然如此,《逸周书》的地位在过去历史上究竟不能同《尚书》并论,直至清末《书目答问》列之于古史类,反不如《汉志》之在《六艺略》。历代研究注释此书的也不多,于晋孔晁注后,惟有《王会》一篇多有学者讨论,书中其他部分几乎无人顾及。清代乾嘉学风兴起,才有卢文昭、王念孙等家陆续加以整理。道光时,朱右曾著《逸周书集训校释》,堪称集成之作。随后又有朱骏声、俞樾、孙诒让,以至刘师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汉书》校注拾遗

前贤对《汉书》的点校、注释等的研究成果丰硕,然仍有可说之处。现从标点、校勘、注释等方面就《汉书》之《传》部分提出己见。     

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

关于匈奴法“拔刃尺者死”的确切含意问题──同林干教授商榷阿尔丁夫（Ａｒｄｉｎｈｕｕ）《史记·匈奴列传》在介绍匈奴法律时，头一条即是“拔刃尺者死”。《汉书·匈奴传》同。可能是由干这句话浅显易懂，无须注释，故《史记》三家注”、《汉书》颜注均未置一词。唐杜...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螓首蛾眉”“君子好逑”义辩

螓首蛾眉 “蛾眉”一词产生很早,见于较早的古籍有《诗经》、《离骚》,以后历代诗文作家多有运用,对于它的结构和意义,注家聚讼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其一,形若蚕蛾之眉。 《汉书·扬雄传》:“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飏累之蛾眉。”颜师古《注》云“蛾眉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被作为神学附庸的中国古代儿歌——古代儿歌研究之一

一儿歌,我国古代文献中一般称作童谣。《国语·晋语》载卜偃引“童谣”,韦昭注:“童,童子;徒歌曰谣。”《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引周宣王时童谣作“女童谣”,颜师古注:“女童谣,间里童女为歌谣也。”从韦昭、颜师古的注释可以看出,古代文献中的童谣,就是指男女儿童口头所唱的歌谣,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儿歌。明杨慎对童谣的解释较为具体: 《尔雅》曰:“徒歌曰谣”。《说文》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汉书》颜师古注引《道德经》考校

《汉书》颜师古注是《汉书》流传至今最好、最完备的注本,不仅汇集了唐以前二十三家《汉书》旧注,而且征引了150余部文献古籍,是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颜师古注《汉书》征引《道德经》13条文例,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比勘发现,颜氏所引《道德经》与今传世本《道德经》及帛书本《老子》虽然个别文辞稍有差异,但内容相合,三个版本的《道德经》内容上具有一致性;从征引的表征上看,老子《道德经》在唐代初年的体例是分《德经》、《道经》两篇的,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本体例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