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     

玲珑湾里议“家事”我的家园我做主

说起社区的“多方共治”,除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之外,另外一个庞大的社区治理群体就是社区居民自己。社区居民不仅仅是社区治理的客体,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如何充分动员全体社区居民通过一定的组织、一定的方式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如何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全面提升社区整体的治理能力。江苏省苏州市玲珑湾社区为此不断地探索整体治理方式,结合自身居委会管理和服务强、居民自治自管能力弱的现状,在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社工委的指导下,成功推行由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指导和管理下的居民自治理事会,让社区居民真正感受的“我的家园我做主”,不断提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br# 居民权利与义务的失衡#br# ——基于上海社区田野调查的思考#br#

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审视人类社会得以建构和存续的重要视角。如果将这一视角运用至城市社区治理领域,那么不难发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均同时指向“居民义务先定、居民权利后生”这一观点。破解我国城市居民在社区场域享受越来越多的服务（权利）的同时,其作为社区主人翁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正在不断消退乃至消隐这一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关键路径,在于构建居民权利与义务相对均衡的社区治理模式。基于走读观察法和定点观察法的上海社区田野调查发现,居委会的过度行政化、居民自治的低水平运转以及社区共同体意识的日趋淡薄,成为导致居民权利与义务失衡的主要原因。未来,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适当介入和政策支持,更需要立足于居民责任和义务的居民自治以及以“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导向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塑造。     

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偏差分析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居民自治转变。社区自治要求改变原有的高度行政化的城市基层管理机制,突出社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管理中的作用,使其成为能胜任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对哈尔滨市社区居委会的现状调查,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自治的核心载体存在着非自治特征及功能偏差现象,阻碍了社区居民自治的实现,并分析了功能偏差产生的原因,探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回归的思路。     

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市为例

目前,国内对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和居委会的角色的研究存在着较大的不足。根据法律和政策、政府职能理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和自治组织的特点,政府和居委会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应分别扮演规制者、供给者、指导者和供给者、代言人、助手三重角色,但实际上,两者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滞后、政府职能转变困难以及居委会的资源约束和理性驱使。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社区治安模式比较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朝阳区社区治安发展历程和现状的研究,构建了朝阳区社区治安的传统模式与协同模式,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网络、中心性、结构洞等维度对两种模式进行了分析比较。其中整体网络和中心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协同模式能够提升治安网络凝聚力,增强社区治安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以及避免资源和责任的过度集中。但是从结构洞角度的分析发现,尽管协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区居委会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限制度差距,社区居委会仍占据着治安网络的结构洞位置,这揭示了社区治安网络中居委会角色的错位。因此,未来在社区治安模式探索中,应当继续培育并发展居民自治力量,建立并拓宽各行动者之间有效沟通的渠道,规范和明确居委会的权责及其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提升社区治安的治理能力和效率,实现基层社会的现代化治理。     

砥励奋进的社区发展——党的旗帜在基层高高飘扬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城乡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乡社区治理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新部署,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有效发挥,基层群众自治深入发展,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日益显现,社区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居民群众福祉不断增进。     

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研究———以芜湖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以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为对象，从芜湖市社区治理现状入手，分析目前中小城市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政府行政与社区自治缺乏良性互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角色定位模糊、社居委与各类组织之间存在关系悖论等问题。对城市基层组织做出制度分析，并提出在凸显基层政府服务功能、激发居民自治动力等新形势下中小城市社区治理的可操作性对策．进而探索中小城市基层管理新的体制，建立符合中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色与规律的社区管理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新模式

“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建立起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社区居委会指导下,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工服务站三位一体的社区民主自治体系。“三社一体化”社区治理模式,改进了社区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政社合作、依法共治社区的目标,推动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社区减负要澄清四种认识

搞好社区居委会减负工作,首先要澄清以下四种错误认识。一要澄清把社区居委会当作下属单位来管理、使用的认识。根据我国《宪法》和《居委会组织法》规定,社区居委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和政府组织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区别,是由居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办理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因此,政府部门和社     

解放区楼院协商治理的成效与启示

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围绕“探索建设‘复合共治、多元服务’的和谐社区的实践任务,在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构建并逐步完善了社区居委会自治、网格自治、楼院（栋）自治、小区业主自治、社会组织自治等多种模式共存的城市社区居民立体自治体系。尤其是在搂院居民协商治理、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篡、提升居民自治能力上,探索出了一条党委政府引导、居民协商共治的搂院治理模式。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综述

社区治理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单位制理论与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社区治理结构模式、社区组织网络中的重要关系等方面。围绕社区治理结构,学术界提出三类模式,即强政府、强社会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自治型治理模式、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五型”社会组织成了社区发展的引擎

“大力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已成为目前全国各地探索社区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基层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弥补了传统居民自治的一些功能性缺陷。但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助推社区建设更快更好发展,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鼎足关系、博弈过程与协调措施

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并形成鼎足关系,三者因资源分配以及职责目标等的差异而存在冲突。居委会与业委会虽然是自治组织,但居委会因接受街道办的领导而具有行政权力,因此在对社区居民服务过程中,居委会与业委会并非站在同一平台上。业委会通过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业主的直接利益,要接受居委会、社工委和房管局的多重管理,业委会、居委会因存在权力交叉而会发生冲突。物业公司受聘于业委会,对社区居民提供的服务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以居民付费为前提的,物业公司在与居委会、业委会博弈过程中也会通过降低服务质量或者提升收费水平而提升边际收益。多元治理主体间存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区治理体制不合理,因此在提升社区治理水平过程中,需要通过在物业公司与业委会间订立书面合同、政府介入理顺物业公司与居委会间的关系,以及合并居委会与业委会的职能等多种方式,创新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机制,提高社区治理水平。     

北京市社区治理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的社区治理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但随着城市化、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也面临着社区人口构成日益多元化、居民需求日益差异化、社区治理复杂化和社区参与小众化等新趋势和新挑战.为了应对以上趋势和挑战,研究认为:在推进社区治理改革中需要处理好以居委会为中心的“上下左右”4个方面的关系:与街道的关系、与社会工作人才的关系、与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关系、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即从增强社区自治能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改进社区党组织工作等层面人手来确保“十三五”时期北京社区建设任务的顺利完成.     

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来促进居民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已显得十分重要。本文阐述了东西方社会中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理论,强调了居民参与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论述了社区社会组织是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提出健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机制的措施,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拆迁安置社区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机制研究——以南京市S新村社区为例

随着国家城镇化建设迅猛推进,拆迁安置社区不断涌现。S新村社区由XL农牧场转变而来,过去,XL农牧场社区管理结构是以"场带队"形式实现,行政管理与社区管理高度统一。转变为新型社区后,社区居民的生计来源多样化,社区由物业进行管理,但居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并没有随之改变,这大大增加了社区管理难度,也由此带来了"社区失灵"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拆迁安置社区治理水平,就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发挥好社区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功能,大力培育社区自治组织,统筹处理好社区管理、社区自治和社区物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社区治理走上善治的发展之路。     

破解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五道魔咒”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政策决策、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和满足社区服务需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年来,北京市建国门街道广泛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扶持社区社会组织成长发展,为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作出了积极努力。     

因地制宜搭建信用社区平台

信用是维系一个社会、组织和个体发展的立身之本。社区是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窗口,既有单位信用,又有个人信用,既包括政府部门信用,又包括自治组织信用。社区建设、管理与服务状况的优劣,与社区内各组成要素的信用建设水平密切相关。最近,我们对浙江省奉化市锦屏街道所辖10个社区的信用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和摸底,掌握的一些情况并不令人乐观。社区居委会由于应付上面工作比较多,真正走访居民、了解民情的时间和精力普遍偏少,普通居民基本上不知道社区干部整天在忙些什么,有素质比较高的居民甚至说,社区居委会根本就不像一个自治组织;社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