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建构精细化研究——基于安徽省S市3村的调查

农村地区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精细化水平,对于乡村社会具有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制度建构精细化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在适合的制度条件下运转起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有助于加速促进乡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形成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对安徽省S市3村制度建设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冷漠化、制度错位、非制度参与、传统乡土意识式微等现象。因此,需要培育村民治理主体意识、规范权力实践主体、完善村规民约,既要引导村民有序参与,又要重新唤醒他们在农村的归属感,要采取多种措施,使村民自治工作在适当的制度条件下开展。     

农民政治参与中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践行路径

乡村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参与面临政治参与主体性弱化、参与方式非制度化和参与环境复杂化等现实困境。乡贤文化是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能凝聚乡村人文精神、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于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具有人文道德价值和经济社会效益。发挥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农民政治参与,需要从提炼乡贤文化精华,丰富政治参与文化积淀,发挥乡贤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完善政治参与制度保障,搭建平台吸引乡贤返乡,夯实政治参与经济基础等方面共同构筑保障体系。     

当代农村两性政治参与之调查比较

从政治认知水平、政治参与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对江苏农村两性的参政现状调查显示,政治认知水平低下,民主参与意识缺失,乡村政治生活中行动迟缓、消极被动,至今在农民群体中仍是普遍现象。较之于男性村民,女性村民在政治认知、意识及行动方面的公民能力更为欠缺。分析表明,乡村政治思想观念变革的迟缓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非常态化,及传统治理方式的延续导致的村庄自治组织、制度发展的滞后成为两性村民参政不足的主要原因,而排斥女性的男权政治文化场域又是导致女性村民公民能力更为欠缺的直接原因。改变现状必然要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才能切实提高乡村两性村民参政的广度与深度,保证二者参政的平等、有序。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     

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触发机制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很多发展较好的农民合作社在参与乡村治理方面并不积极主动。基于21家典型合作社的深度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法系统地揭示影响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合作社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参与能力、合作社负责人的家乡情怀等内部因素,是触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前置要素和重要动力源;政府支持、乡贤支持、村民支持、治理平台等外部因素是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行为的催化剂和重要外部力量;外部因素多维度地影响“内部因素—参与行为”的转换进程。为破解不主动参与难题,需要着重激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经济动机与政治动机、培养合作社负责人家乡情怀、构建有利于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科学评价体系、推进政府承担协调和督促等职责。     

社会资本视域下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及其影响机制

经过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洗礼,回流农民在推动经济发展、传播先进文化、促进乡村治理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厘清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行为逻辑,对于应对乡村建设行动中存在的农民主体性缺失难题、缓解乡村振兴面临的人才约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鄂、湘、黔、川四省的回流农民调查数据,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机制分析模型,考察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回流农民的乡村建设参与程度偏低,接近三成的回流农民从未参与过本村的公共事务活动;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具有积极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动员”和“制度引导”特征。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通过增进回流农民的村社认同进而促进其乡村建设参与;主体意识的提升显著削弱了正式网络和制度信任对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动员与引导作用,而基于行动意义的主体价值表达在二者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具备较强的主体意识则是人际信任促进回流农民乡村建设参与的重要条件。     

协商民主视域下农村公民教育探析

协商民主与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契合,将之嵌入乡村治理,是谋求乡村善治的可行路径。推进协商民主所内在的对公民素养和能力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公民意识缺失和能力欠缺的矛盾,是当前协商民主嵌入乡村治理所面临的主体困境。公民教育是培育理想公民的最佳途径,协商民主视阈下的农村公民教育应将农民培育成具有主体性及权、责意识,具有参与意识、公民能力和公民美德的现代化公民。     

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挑战与应对

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比较突出，这对于基层党组织提高执政能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应从拓宽农民参与渠道、提高基层干部素质、提高农民参政质量以及民主法制意识等多方面入手，逐步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逐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是指农村党组织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群众进行领导、引领、组织、号召和整合的能力,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号召力的重要来源,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当前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弱化、组织功能淡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应以强化政治领导力为统领,加强自我管理,致力于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共同致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当代我国农民政治冷漠现象的成因及化解路径选择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在农村治理过程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有所提高。但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村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着政治冷漠现象,大大阻碍了当前我国农村的政治发展。在农民自治过程中消极地行使选举的权利、以敷衍态度参加村务民主管理和决策、对村干部的制约出现监督缺位、对自身政治参与权利的损害抱着无所谓态度等政治冷漠现象依然存在。然则政治参与民主运行机制的不健全、村庄利益驱动力太弱、农民个体素质不高、农民非理性政治参与造成农村治理过程中政治冷漠现象的发生。积极推进农民政治参与民主机制的完善、强化村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推进当代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文化建设和培养农民素质,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化解政治冷漠现象,进一步地为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中国梦的建设创造有效助推力。     

马克思主义的农民政治参与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经济利益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根本动因、文化素质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基层自治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形式、制度建设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保障,是马克思主义农民政治参与思想的主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农民政治参与思想,推进当前农民规范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应关切农民的经济利益、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规范农村的基层自治、完善国家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状况研究

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政府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作用、不断消长的过程,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作为中国社会构成主体的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大致呈现出了参政态度的冷热与参与能力高低并存、制度化参与与非制度化参与并存、参政主体的不平衡与利益取向多样化并存的特点,结合当前村民自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特点,从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走有序化政治参与道路的对策,即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构建新型农村政治文化,提高农民参政能力;积极发展农村社会组织,增强农民利益表达能力。     

近年来中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研究综述

当前,学者主要从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行为入手,对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现状、影响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诸因素,以及改善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措施等方面作了研究。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还相对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农村妇女政治参与问题的系统性阐述,提出的一些改善措施也需要更加具体可行。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农民政治参与能力拓展路径探析

农民是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和直接受益者,要确立规范农民的主体地位,培育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积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当务之急是规范推进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提升拓展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本文从主体因素、客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三个方面系统探析了当前制约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能力拓展的深层次因素,并探析了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能力拓展路径依赖。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制度创新——以路径依赖理论为视角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农民政治参与受历史背景、初始制度选择、思想观念、既得利益集团的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在参政权利、参政范围、参政渠道、参政制度等方面皆存在路径依赖,其发展明显滞后。推动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举措是突破路径依赖,进行制度创新。即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环境建设,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拓展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其政治参与的主体意识。     

政治认知视角下的妇女政治地位分析——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山西数据为依据

妇女的政治地位是决定妇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妇女的政治认知水平深刻影响着妇女的政治判断、政治目标以及政治方式,直接决定了妇女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最终会决定妇女政治地位的高低。目前,影响山西妇女政治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差异、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保障水平、性别意识等。为此,应全方位夯实女性经济实力,保证认知基础;多渠道提升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认知素质;逐步树立全社会的性别意识,创造认知环境;切实推进城乡一体化,提高认知总体水平。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以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陷于两难境地。基于对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认知、政治选举行为和政治参与渠道等所作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有较强的参政意愿,但对参政目的、参政途径、参政手段等认知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出参政意识强烈与参与行为缺乏并存、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渴望融入城市与城市政治参与边缘化并存、法定参与途径多样与可利用的参与方式有限并存的尴尬局面。因此,应从夯实基层参与、强化媒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